所谓思想市场，就是学术、观点、言论、信仰的表达自由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平等竞争。
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多次讲到思想市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重要性。他的告诫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所谓思想市场，就是学术、观点、言论、信仰的表达自由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平等竞争。它既包括思想在生产上的自由竞争，也包括思想在接受方面的自由竞争。它意味着没有行政和法律的力量规定人们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它也意味着每个人有权选择任何一种理论和观点，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只能通过说理的方式争夺市场，没有人有权强制人们接受某种特定的观点和理念。
思想市场为什么重要？简单地说，是因为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
传统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总是把社会变革理解为不同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们认为，社会变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种利益（变革的受益者）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旧体制和旧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因为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这里的利益，通常被理解为物质利益或政治权力。应该说，这种认知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们的选择是受利益支配的。但正如大卫·休谟在二百多年前所指出的，“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是受观念支配的”。什么是你的利益所在，本身是依赖于你所持有的观念和信仰。观念并不仅仅是人们实现利益的手段。
历史分析和现实观察都表明，社会变革之所以发生，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因为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因为理念战胜了利益，或者说，是因为一种（新的）观念战胜了另一种（旧的）观念，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许多看似某种特定利益的胜利，事实上不过是某种特定观念的胜利。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了其他主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出身于工人和农民，而是出身于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之所以闹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认识到“走俄国人的道路”是中国社会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计划经济在20世纪能成为世界上1/3的人生活的那些国家的一种制度，而且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这其实也是理念变化的结果，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理念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变革的迫切性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但是怎么去改，本身是需要理念的。邓小平之所以发起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是因为他认识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让人们更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有像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理念。但是后来，特别是2003年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理念就出了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停滞，其实都与理念有关。
这也说明，一个理念可能好，也可能坏。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坏的理念，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好的理念，那就使人类进步更快，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使社会变得更和谐。
但问题在于，什么是正确的理念，什么是错误的理念，并没有一个先验的标准，也没有一个权威性判断值得我们信赖。你也许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的检验只能是事后的，而理念一定是要超前的，如果理念没有超前的话，那么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一种新的理念提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践可言的。人类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先验地知道哪一个理念对哪一个理念错。这便是我们需要思想市场的原因。一种理念正确与否，只能通过思想市场、观念市场的竞争来检验。如同约翰·莫尔曾经指出的，即使正确的思想，也可以从与错误思想的竞争中完善自己。
我当然不是说，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理念胜出，但如果我们想降低错误理念胜出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是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
一种新的理念、观点、思想，从最初的提出，到最后变成实践，类似经济学家讲的一个“迂回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三个环节：生产环节、传播环节和实践环节。处在最上端的生产环节的人，是我们称之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的极少数人，他们的作用是生产新思想，所以我将他们称为“思想型的制度企业家”。尽管不可否认，有些新观念最初是普通人提出的，但如果没有学者的理论化，草根的观念不大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出版商、教师等处于这个过程的中间阶段，他们的工作是传播思想，将思想家创造的东西进行选择并组合成大众容易理解的东西，然后传播给政治家和普通大众，将其变成社会的共识，所以被哈耶克称为知识的“二手交易商”。处于这个过程终端的是政治人物和实践家，他们的任务是发起变革，将新的理念变成法律和政策，我将他们称为“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或“政治企业家”）。
当然，这个过程是互动的，理论家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公共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所反映的“民意”，经常会成为理论家提出新理论和新思想的问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