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兆鹏：我们看5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过去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发展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那些按发展理论来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消亡，有的人说发展经济学的衰败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幸运，因为没有理论的束缚，它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实际上是“知”在“行”之前，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想问林老师，我们现在都在强调“行”在“知”之前，实践在前，理论只能是解释现象，那么您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什么看法？
■林老师：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在讨论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同意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发展理论，对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按照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都不成功。转型也是一样，按照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虽然发展经济学中认为重要的变量，经过转型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善，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样不好。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经验。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技术、产业的最前沿，它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新技术的不断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却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取得，在引进技术时必须考虑哪种类型的技术较合适，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特性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被现有的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一定有经济逻辑，经济现象都应该能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任何经济问题也应该可以从对问题的特性的分析中得到对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对于真正掌握了经济学本质的经济学家，“体用”是“不二”的，由“体”就会知道怎么“用”。
当信息产业、互联网非常热的时候，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在北京，有一个亦庄开发区，有一个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刚开始时，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非常热，但现在亦庄开发区非常热，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则非常冷，为什么呢？因为亦庄开发区发展的是传统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是高科技产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说，经济现象并不是不能够被预测，只要真正对经济学的本体有认识，“体用”是“不二”的，“知”是可以在“行”前的，只不过这里指的“知”是对经济学本体的认识，而不是对现有的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的了解。我们必须有信心，要成为一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并不难，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不要把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局限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上。上次在上海开经济学年会时，有位教授呼吁经济学家要多看书，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要看书，但我反对经济学家只看书，书上的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有的经济现象，但如果把握不好，也可能妨碍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产生“如人入暗即无所见”的结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自己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
●邢兆鹏：您现在提出很多想法，在外人看来是可怪之论，但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您是从一以贯之的逻辑出发的，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您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提出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的理论时，让您产生这种想法的源泉究竟在哪里？
■林老师：“扣其两端而竭焉”，我是从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好，改革后却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的现象中比较、分析、归纳得来的。
●邢兆鹏：您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还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分析才得到的？
■林老师：借用禅宗里“顿悟”和“渐修”的区别来说明，这是一个从“渐修”到“顿悟”，从“顿悟”再到“渐修”的过程。对一个现象真正的理解首先需要对这个现象感兴趣，开始去关注这个现象，但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则需要有一个“顿悟”的飞跃。如果单单有对现象的关注，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的“渐修”，没有“顿悟”的飞跃，并不一定能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成千上万的各种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中，认识出造成这个现象发生的最重要的外生变量，提出对现象背后形成的逻辑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然而，在提出了一个理论后，还要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将这个理论作各种推论，然后看这些推论是否与各种已知的和新收集的经验事实一致，如果都一致才能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如果不一致就代表提出的理论有问题，必须再去寻找其他可能的外生变量和解释。
1988年我初次提出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体系，固然有先前对改革前后发展绩效差异，以及亚洲“四小龙”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困难重重的多年思考，但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提出并不是靠理论模型一步一步地推导得来的，而是在那年秋天应邀在一个新的时事杂志的出版发布会上做讲话时悟出的。当时国内经济一放就活，出现过热，我在准备会上的讲话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灵机一动，突然悟到要素禀赋结构、产业与技术选择和各种制度扭曲之间的关系。其实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新的经验现象的新理论时，通常是这位经济学家先悟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外生变量，然后才根据这个变量来构建和其他给定的外生变量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靠某些模型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见性成佛的“顿悟”，一个理论模型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量，只要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某些假设的条件不同，理论模型是可以有任何不同的结论的，从而是难以提出有意义的新理论的。
至于需要由多少的“渐修”才能产生“顿悟”的飞跃，可能因人而异。《中庸》里把“知”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生而知之”的人不需要靠大量的数据收集、归纳的“渐修”，一见到现象就能够明心见性，直接产生这种认识的飞跃。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那里的训练特别强调对问题的直觉（intuition），直觉也就是从现象中直接认识背后的重要外生变量和因果关系的顿悟的能力，我有幸直接观察、学习那些知名教授怎样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在直接认识现象的能力上，也许我比你们“先知”，“先知觉后知”嘛！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各位谈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希望你们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入手，逐渐培养“生而知之”的能力。《中庸》里又说“及其知之一也”，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知”，只要你“知”了以后，就能真正地做到“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认识、分析问题不是很难的，哪里还有比经济学的方法更简单的东西呢？（同学笑声）构建数学模型是有一定难度，但是，要将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是很简单的。
●盛柳刚：我们学生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一般需要阅读文献、观察经济现象，写出内部逻辑一致的模型，但是我们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林老师：在不同的阶段，着力点应该不一样。在目前阶段，你们作为学生，首要的着力点应该在于作好经济学和数学的基本训练，将各种基本训练作好，各种理论、文献尽量多学、多看一点，我想学生阶段相当大程度上应当是做这些工作。通过日积月累，就像朱熹在讲“格物致知”时谈到的“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达到豁然贯通。要达到豁然贯通，必须在心里有一定的追求，要去了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经济学所学为何，这些问题必须时常放在心里。如果内心没有这种追求，没有像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不时常将这些问题萦绕在心里，就很可能难以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毕业后，应该在什么地方用功？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现象，应该有能力很快认识到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选择对象是什么，选择对象的特性是什么，几种选择之间的机会成本、相对效益等。所以，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在认识各种社会、各种群体、各种选择对象的特性上多下工夫。比如说农业生产有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特性，农业生产散布的空间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生产周期长，而工业生产是在工厂里，时间短，随时有产出。我们在读各种理论时要特别注意这些特性的描述，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要特别注意周遭的各种事物的特性。如果平常对各种条件、环境、选择对象的特性非常注意，在观察新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已知之理去推测未知之理，从已知的现象去推测未知的现象，这样就会比较容易构建一个可能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模型。
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四种能力和一种心态。这四种能力是指：第一，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第二，观察一个现象时，要有能力很快掌握住和这个现象相关的决策者是谁，以及决策者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各种选择的特性；第三，要有能力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第四，要有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的能力。如果具备了以上四种能力，就可以写出很好的、可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论文，而且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经济学论文。我想，构建模型和计量检验的能力是你们现在学得最多的，但是，能不能从构建模型中体味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将这一部分认识转化为真正存于心里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知道”和“悟道”的差别所在。“知道”和“悟道”之间有什么差别？“知道”就是把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悟道”则是把经济学的本体变成思维的方式。“知”是放在口里面的，你会说；“悟”是放在心里面的，“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悟”了——学现有的有关经济学的文献时，从有关经济学的文献中悟经济学的本体；学理论模型时，留意各种事物的特性、每种选择的风险和机会成本等。等到能够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自如时，真正需要用功的地方是了解各种现象的特性，而不是学经济学的理论。
除了上述四种能力，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这是一位学者所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作为学者，我们不能不学习现有的理论，也不能不从观察到的现象中不断总结出理论，但是，一个学者在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有批判的态度，去观察一个现象时，要不被现有的理论，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束缚，才能真正地了解事实，提出真正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这个道理在《道德经》中讲得最好。《道德经》开宗明义地讲“无”（尚未认识的现象）和“有”（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就是说，“有”和“无”同样是“道”的表现形式，都可以称之为“玄”，了解一切现象的法门（众妙之门），就是不断从“无”中去发现“有”，但“道”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动的，所以，需要“玄之又玄”，也就是要“有了又无，无了又有”。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以“无”的心态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以达到“有”的境界，但是又要不断地放弃现在“有”的认识，重新抱着“无”的心态去观察世界，才能不受“前识”的束缚，而真正认识到“道”的奥妙。
我发现，在经济学的学习中，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同样一个选择，在一个国家是最佳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却可能是很糟的。以发展战略的选择为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选择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是一项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决策，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印度和中国在50年代选择同样的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政策却是失败的，因为印度和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低，这样的战略是赶超的，所以是失败的。同样，在一个国家里，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作了一个最佳的选择，而到了下一期约束条件可能变化，可能就不再是最佳的选择。例如，同样是乡镇企业，在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村地区有“无工则不富”之说，但是到了90年代末，乡镇企业越多的村镇则负债越重，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是一个短缺经济，乡镇企业虽然在公司治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上有许多问题，但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出现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乡镇企业的产品难以和新建立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竞争，因而纷纷破产。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把过去所知的各种现象以及根据这些现象提出的理论都视为“前识”，永远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才能真正掌握“理性”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