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柳刚：我提一个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如何对待历史经验，这从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老师：我个人主张把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当做一种《道德经》里所说的“前识”。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对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作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但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理本身，它们是经济学的“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想要解释的现象的限制条件以及可选择的范围和现有经济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可能不同，因此经济现象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不同。所以，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要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作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如果抱着“常无”的心态，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有什么作用呢？我想，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他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我们可以将对现有理论的学习当做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经济现象时，是按照从现有理论的学习中领悟到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按照现有的理论本身进行分析和解释，那么，学习现有的理论就会对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社会现象有所帮助，而不会使我们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对于历史经验，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需要通过历史经验来检验，才能知道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接受的，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暂时舍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经验足够的重视。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同样必须以“常无”的心态来对待历史经验，才不会受到历史经验的束缚。比如，最近我在上海经济学年会上讲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30年，这也是目前大家讨论的很热门的一个问题。但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历史上维持40年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三个，而且，它们只是前20年维持将近10%的增长，后20年只能维持3%到5%的增长。
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维持超过4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翻一番，可能要花200年到3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第一个用50多年时间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的国家，如果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问大家，英国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需要好几百年，但英国只用了50多年；在英国之后，当美国开始发展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单从历史经验来看，会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少于50年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规模翻一番，可是，美国经济只用了40多年就翻了一番；当美国经济实现了40多年翻一番后，日本经济开始发展，如果日本经济学家考虑日本经济最快多少年可以翻一番，他们一定会说，不能短于40年，但日本只用了20多年；后来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展，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预测，它们不可能在短于20年内翻一番，可事实上它们在十几年内就翻了一番；再来看中国，不到10年就实现了翻一番。
所以，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我的分析方式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变迁，如果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后发展的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同以前的国家一样，也会进行技术变迁，同时它会发现引进技术比自己发明技术成本更小，风险更低，因此它的经济发展能比以前的国家更快。所以，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时，我相信中国有潜力再维持30年的快速发展，而且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最起码、最低的界限。
比如，当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考虑日本经济多长时间可以翻一番时，他们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美国40年翻一番，日本则可能比美国快，他们可以认为至少40年就可以翻一番。再来考虑中国的情况，我相信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在1960年的发展阶段相同，到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日本当时依靠的是引进技术，如果中国也是靠引进技术，由于现在中国能够引进的技术比日本当时能够引进的技术更多、更便宜，因此中国至少可以和1960年的日本一样，再维持3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1960年到1988年用了近3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我可以保守一点，认为中国在30年以后人均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也可以用理论分析的方式推论我的观点：上面已经说明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维持每年8%到10%的增长率，平均起来每年9%。美国属于技术最前沿的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起来大概每年只有2%，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能比美国高出7%，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按照美元计算是美国的3%，按照这样计算，3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大约是美国的24%。
同时，人民币会升值，因为所有高速发展的国家的货币一定会升值。在1960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约是360日元兑1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变为150日元左右兑1美元，这是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88年赶上美国的一个原因。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8.27元人民币兑1美元，我相信中国再维持30年强劲增长以后，汇率很可能是4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样，我国的人均收入就会是美国的一半左右了。我以上的分析有理论分析，也有历史经验，但历史经验只是一个参考系，并不是说历史经验一定会重复发生。
我想，用禅宗或者理学的一句话来讲，对待理论，必须“有而不有”，对于历史经验，必须“知而不知”。“有而不有，知而不知”，好像非常抽象。禅宗的学习有所谓“口头”，学习者经常通过理解“口头”来体悟禅理。经济学也是这样，当体悟到经济学的本体以后，也可以提出像“口头”一样的东西。在经济学中所谓“有而不有”可以这样解释：第一个“有”，就是必须有对经济学本体的把握——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选择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而且要将其作为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有”；所谓“不有”，即要对任何理论持“常无”的心态，不能将理论当做真理本身。所谓“知而不知”，第一个“知”即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不知”即对于任何新的经济现象都要有“不知”的态度，这样才能用所“知”的经济学的本体方法来揭示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知道了经济学的本体，也才是真正地掌握了经济学的精髓，才能真正解释所看到的每一个经济现象。
●盛柳刚：林老师，这是邢兆鹏同学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在讲经济学的方法论时借用东方哲学语言如“体一用殊”等，会不会导致这种哲学语言的原意与引用意的差别？那些原来学习东方哲学的学者会不会认为您是一种误用，或者是一种不适当的引用？比如说对于您所讲的经济学的“体”与“用”，是不是用“理一分殊”这样的说法更好？因为熊十力讲“体用不二”而不是“体一用殊”。
■林老师：语言本身是活的。比如“理一分殊”被提出时，其内涵也是有几次变化的。“理一分殊”最初被提出时，是用来说明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的不少创立者最初都受到佛学、道家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转归到儒学。例如，朱熹刚开始用“理一分殊”的时候是指儒、释、道三家所追求的道是相同的，但它们各有侧重点。但后来比较常用的说法是，“理”是相同的——比如在儒家的理学里，有“五伦”之说，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间要有信，但随着身份的不同，究竟是仁，是忠，是慈，是孝，还是信，其表现又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对于“理”的表现方式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所讲的“理一分殊”和后来所讲的“理一分殊”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重要的是在用这个词的前后文的情境下，内涵是否清楚。
再者，关于“体一用殊”和“体用不二”。“体一用殊”是指一个体在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用不二”则是指一个悟了道的人的境界，把握了本体，在任何状况下，他的行为都是合乎道的。比如“仁义礼智信”，“仁”是体，“义”、“礼”、“智”、“信”其实是“仁”在不同情形下的用。所谓“义者，宜也”，“义”与否的根据是“仁”，合乎“仁”的行为就是“义”；所谓“礼”，是说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在一体中，还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亲疏远近的差别，根据这个差别的要求所表现的行为准则就是“礼”，所以，“礼”的依据是“仁”；所谓“智”，是指每一行为的选择都符合“仁”的要求，如果不符合“仁”的要求，就是“不智”；所谓“信”，《论语》里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说，承诺是否符合“仁”的基本要求，如果违背“仁”的要求，行为不合乎“礼义”，“信”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说，“义”、“礼”、“智”、“信”的本体是相同的，都是“仁”，但“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义”、“礼”、“智”、“信”，所以，“体一用殊”。而“体用不二”是指真正掌握了“体”的人，也就知道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行为，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逾矩”。在六祖惠能的《坛经》里，也有“定慧一体，体用不二”之说。如果真正掌握了“慧”，就一定是“定”的；如果是“定”的，就一定有“慧”。
在讲“慧”的时候，“慧”为体，“定”为用；在讲“定”的时候，“定”为体，“慧”为用。“定即慧故，体不离用”，“体用不二”。我在讲“体一用殊”时，也可以说是“体用不二”，对于一个读通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体用不二”的，但是，任何写出来、表述出来的理论都是“体一用殊”。因为如果真正掌握了经济学的“体”，每一次分析经济现象都是经济学的“体”在这种状况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是“体用不二”的；但当将这个“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表示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体一用殊”。就像《道德经》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和另一个“名”是“殊”的，因为其条件不同。但作为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学家，是“体用不二”的，因为“体”都是相同的，“用”则是“体”的表现形式，亦即“体用不二”。
至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智慧的语言来表示究竟好不好，我自己是思想很解放的，我认为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包括外国的东西。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在使用外国的东西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语言时，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如果用到老子、庄子、禅宗以及理学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思想很顽固，我认为这还是思想不够解放的体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不管它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只要它是好的东西，就应该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