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要解释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原因，也可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即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考察。苏联的计划体制，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是从1929年开始的，1929年之前是没有这种体制的。那么1929年开始安排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坚强的国防体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前后是不变的，但是追求的目标变了，因此，这种体制的产生跟目标追求是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的公社化、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的。如果是因为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不在土改时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就直接合作化，而是先把土地分给农民，到1952年土改完成，1953年才开始搞合作化运动？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但是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多么大的转变！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是从1953年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合作化运动可能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有关。这就是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大学》上讲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同样以计划经济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对金融、外贸、劳动力市场等多方面的扭曲。国外有很多理论解释金融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有很多理论解释外贸扭曲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们通常把这些扭曲当做外生给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扭曲现象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为什么这些扭曲会同时存在，背后是不是有更基本的共同的原因。仔细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就会发现，它们是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去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意图有关的，因为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就只能靠对资金、外汇等市场的扭曲和干预来保护、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所以，经由对这些同时存在的扭曲的分析归纳，可以更好地找到造成这些扭曲的共同外因。
在这里，我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观察、思考问题的心得。我有一个习惯，当我看见别人把几个变量并列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停留在那里，我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这几个并列的变量是不是等价的，当中有没有更为根本的外生变量，而其他变量则是这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我们知道，一个外生变量的内生变量肯定会和这个外生变量同时存在，但是外生变量是“因”，内生变量则是“果”，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且，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现象同时存在，以我最近讨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为例，主张竞争优势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强调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有四点：第一，按照这个国家相对比较丰富的要素来选择产业；第二，发展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第三，发展能产生群聚的产业；第四，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在这四个条件中，除了市场规模外，其他三个条件取决于是否按照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因为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话，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而企业如果没有自生能力，就不会形成群聚。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那么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而且由于资金稀缺，可以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数量肯定有限，所以不可能形成群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而国家保护就没有竞争了。所以，产业发展能不能形成群聚，有没有竞争优势，取决于是否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因此，不能把竞争优势中的四个条件并列，等价对待，也不能说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其实是内含于比较优势的，顶多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最近经常讲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目前没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因为目前的金融学理论中把金融体系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并列。当这三个功能并列而且这些功能不可得兼时，就不会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比如要最大地规避风险，就可能要牺牲动员能力，等等。我的习惯则是碰到几个因素并列的时候，总是要想想这些因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仔细想一下，金融体系的这三个功能当中哪一个是最基本的？配置资金的功能应该是最基本的。因为给定现在的金融资源总量，如果配置是最优的，那么，产生的剩余就最多，而且，有了最优的配置，资金的回报率就最高，在剩余中可用来作为积累的就最多，因此，下一期可以动员的资金就最多，所以，动员的功能是从属于配置的功能的。如果作了最佳的配置，失败的概率应该最低，风险应该最小。所以，在一般所讲的金融体系的三个基本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其他两个功能是从属的功能，有了最优的配置，其他两个功能自然能达到。当只有一个变量要考虑时，就可能有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配置是什么？就是把资金配置给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的最有效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发达国家，它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应该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且，主要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R&；D区段，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与否不知道，研发成功了，市场是否接受不知道，所以要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资金相对稀缺，所以最有比较优势的、最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比较小，而且，生产的是成熟的产品，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
所以，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要面对资金使用者也就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相对较小，企业家经营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就变成主要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包括大银行、小银行，各种金融安排在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承担的能力上不一样，所以从上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处于中国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那么，哪一种金融安排最容易解决企业家经营能力和道德的风险？当然就是面对面的金融方式，也就是说非正规的金融借贷和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借贷，资金的贷方可以较好地了解当地的企业家，所以，任何国家在发展阶段早期都侧重于非正规金融和以中小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等到经济发展，产业提升，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技术和市场风险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大银行、股票市场，甚至二板市场就必须成为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中的主要安排。
我再次强调，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实际上我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别人看到了共生的内生现象，从内生的现象切入来分析，比如从预算软约束切入，或者从金融扭曲切入，或者从外贸扭曲切入，但是我去看这些共生现象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因素。我发现这些干预、扭曲背后的共同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的特性与发展中国家资金稀缺的特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矛盾可以把整套的扭曲都推论出来。可是一般学者只是看到这些扭曲，没有看到背后更根本的外生动因，只是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如果从内生现象出发构建理论，则会有以下缺陷：第一，这样的理论不彻底；第二，根据这样的理论推论所得到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可行。因为如果不改变外生的原因，而直接去改变内生的现象，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常说的从second best到third best，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比原来预期的结果还差，例如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内生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即使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
●盛柳刚：在转型经济研讨课上，您提到“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苏联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在于玻利维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少、比重小，因此转型相对容易，而俄罗斯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当然私有化以后情况会更糟糕。这里面就需要把握质和量的关系，您能谈谈您自己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吗？
■林老师：赶超战略是一个靠大量动员资源来投资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的战略，这个战略推行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与实行这个战略的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总量成正比。玻利维亚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能动员的资源少，建立起来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数量也就少。实行“休克疗法”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因为数量少，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政府的干预、扭曲消除后，有自生能力的中小企业就发展起来了，创造了很多就业，社会发展很快，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可是苏联、东欧国家，国家大，自然资源多，靠国家动员政策建立起来的赶超产业规模非常大，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非常多，真要取消政府的所有扭曲和补贴就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即使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还是必须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补贴、保护，而且，企业私有化以后，以各种政策性负担为理由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但是，在“休克疗法”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低，所以，只能用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私有化以后的企业，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样是要解决政府赶超所带来的扭曲和低效率，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解决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但是，因为问题的量的不同，所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是成功的，在苏联和东欧是失败的。同样的情形，到现在为止，我国改革中最成功的是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剩余的所有者，积极性很高，农业发展很快。中国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每年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后来承包期变成3年到5年，然后逐渐延长到15年，而苏联一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签了50年的承包合同，所以应该讲，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彻底，可是苏联的农民不接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问题是苏联的具体条件与中国不一样：苏联的农场规模大，必须机械化生产，设备投入多，单个家庭买不起，而且，机械用的油料、零部件需要到市场上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卖到市场，可是农场和市场距离很远，必须有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很贵，不是单个家庭可以拥有的，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个体农户的积极性再高也克服不了这些困难，所以，在苏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虽然比在中国优厚，但农民并不欢迎，结果不了了之。相反，越南也学习了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南和中国同样，人口密度高，农场规模小，和市场接近，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越南也很成功。
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个理论只能告诉我们，在理论模型的特定假设条件下，“因”如果变动，对“果”会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但是理论模型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量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以及除了理论模型中所导致的“果”之外，这个“因”的变动是否还会有其他附带的“果”，这些“果”的量有多大等。在运用理论于现实世界时，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以及是否有其他作用等却是至关重要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形经常有，对量的大小、时间的快慢、是否有其他作用的判断只能依靠经济学家的直觉，这种直觉又来自经济学家对经济环境的整体把握，所以，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