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老师对话[1]——论经济学方法
■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们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作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习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地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的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来说，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您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我之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就会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而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所进行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少部分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而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又能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因此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21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下很可能东西被白白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此，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及物质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地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取决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与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盛柳刚：我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何谓理论？何谓经济学理论？我们是应该根据概念、对象范畴还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界定经济学理论？还有，既然理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那么一个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具备哪些特征？
■林老师：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什么是经济现象呢？从广义的定义来说，凡是牵涉到“选择”的现象，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都是经济现象。经济学理论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及考察一切现象的出发点，用中国的哲学概念来说就是本体。但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自洽的，也就是理论模型中所揭示的“因”，必须能经过某种机制导致理论所要解释的“果”，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是一致的，才能说明理论模型中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理论是要解释现象的，因此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是一致的，也就是理论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这是理论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