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家说兵制的不同，是无可强合的。然则哪一家的话是呢？我以为今文家言是子托古改制的话，务要减轻兵役。古文家的话，是参考各种古书编成。论理，自然是今文家言文明；论古代的事实，怕还是古文家言相近些。请再看当时出兵的方法，《春秋繁露·爵篇》说：
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方里八家，一家百亩……上农夫耕百亩，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补，率百亩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百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为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为方万里者万，得二十四万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闾巷、街路、市、宫府、园囿、委圈、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与方里这四个字，当作“与方十里者”五个字。六十六；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国军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与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万口；九分之，各得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为京军九，三京军，以奉王家。
这个计算的方法，和《周礼》大异。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又昭元年注：“十井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又哀十二年《注》：“礼，税民不过什一，军赋不过一乘。”《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
案《孟子》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说“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赵注“万乘……谓天子也。千乘……谓诸侯也。”则孟子之意，亦以为十井共出一乘。而《汉书·刑法志》却说：
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他这种说法，是根据于《司马法》的郑玄注《论语》“道千乘之国”，见《周礼》小司徒疏。然《司马法》又有一说，是：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郑玄引他注《周礼》的小司徒。贾疏说：前说是畿外邦国法，甲士少，步卒多；后说是畿内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案照何休、包咸的说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据《左传》“昭十三年平邱之会，晋甲车四千乘。十二年传，楚灵王曰：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三原注，依刘炫说。国各千乘是合楚国之车，奚啻万乘？昭五年传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是一县百乘也。县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晋国之军又奚啻万乘……昭元年传，秦后子适晋，以车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这一段，引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所以十井而出一乘并不是没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说法，诸侯大国十六万口之军七千五百人，《繁露》说“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军三。”是说五三三三三口里出七五〇〇人为兵，不是说每一军有五三三三三人。加以奉公家的一军，共计万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国，共有一千六百万口，而“为京军九”，再加三京军，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过三万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汉书·刑法志》所主的《司马法》说，天子之国，有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而六军不过七万五千人。照郑玄所引的一说，一封之地，提封十万井，有人民三十万家，而不过出车千乘，出兵三万人。
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应当有三百万家，而亦未闻有天子出兵三十万之说；若仍照六军计算，则三百万家兵役的不过七万五千人；恐怕古代断没有这般轻的兵役。种种计算，总之不合情理。我论古代兵制的，都误于“兵农合一”之说，以致把全国的人民都算在里头。我如今且引江永《群经补义》一则，以破这个疑惑。
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考其实不然……管仲参国伍鄙之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积而至于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乡三万人为三军。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有大夫治之，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他国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晋之始惟一军，既而二军，作三军；又作三行，作五军；既舍二军，旋作六军；后以新军无帅，复从三军。意其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隶之军帅；军之渐而增也，固以地广人多。
其既增而复损也，当是除其军籍，使之归农……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农不从军也。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案所述管子的兵制，见《小匡篇》。
案《周礼》只有大司徒五家为比……小司徒五人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应。可以见得六乡各出一军，并没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说。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只说“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之事”。并无所谓乘马之法；从杜预注《左传》，才把他牵合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这是不足的。所以我说：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这是为什呢？因为古代的人民，总有征服者和被服者两阶级：征服之族，是居于中央，制驭异族的，是所谓“乡”之民。被征服之族，是处于四围，从事耕作的，这是“遂”以外之民。
前者是服兵役的，后者是不服兵役的。乡民固然也种田，然而不过如后世兵的“屯田”，并不是全国的农夫，都可当兵；“当兵的”同“种田的”，也分明是两个阶级。和向来所谓的“兵农合一”的观念，全不相同。天子畿内，虽有方千里的地方，服兵役的，却只有六乡，所以只出得六军。诸侯的三军、二军、一军，也是这个道理。春秋以前，列国的兵制，大概如此；所以出兵总不过几万人。战国时代却就不然了。试看苏秦对六国之君的话。见《战国策》和《史记》本传。
燕：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
赵：同上、千乘、万匹、同上
韩：同上
魏：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六百乘、五千匹
齐：带甲数十万
楚：百万、千乘、万匹、粟支十年
所以这时候，坑降斩杀，动辄数十万。这时候，大概全国都服兵役的。所以《孙子》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分明是按《司马法》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可得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计算的。所以我说：《管子》这部书，可以代表春秋以前的兵制。造《周礼》的人，所根据的，就是《管子》一类的书；所以只说六乡的人服兵役，并不说遂以外的人服兵役。《司马法》这部书，定是战国人所造。他习见当时的人，全国都服兵役，并不知道古人不然；却把古代一部分人所服的兵役，分配到全国人头上去，所以兵役便那么轻了。《春秋繁露》也犯这个毛病。明白这一层道理，便春秋以后兵制的变迁，也了如指掌了。
服兵役的年限，是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白虎通·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斗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说、《易》、孟氏《韩》诗说并同。《古周礼》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似较今文说加重。《盐铁论·未通篇》：“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似乎把种田的年限，误作服兵役的年限。参看下章第一节。
春秋时代兵制的变迁，《春秋大事表》的《田赋军旅表》，可以参考。又《荀子·议兵篇》的话，很可以见得战国时代列国兵力的比较，也可以一看。春秋战国时代兵制的变迁，还有一端，可注意的。便是春秋以前，还注重于车战；到战国时代，便渐渐趋重于骑兵。所以苏秦说六国的兵，都有骑若干匹的话。这个原因，大约由于前世地广人稀，打仗都在平地，到后来地渐开辟，打仗也渐趋于山险地方的原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参看。晋魏舒的“毁车崇卒”，《左传》昭元年。是其起源，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主义就大昌了。
第六节 法律
中国的法律，在世界上居四大法系之一。他的起源、成立、发达、变迁，自然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是要研究中国法律的，先得明白一种道理。古人总说什么“尚德不任刑”，又说什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篇》。又说什么“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史记·孝文本纪·除肉刑诏》。又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六年《晋叔向诏郑子产书》。后人给这许多话迷住了，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
无论什么社会，最初时代，总是“礼治主义”。因为古人知识简单，没有“抽象的观念”，一切事情，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只得逐条做“具体的规定”。古人有句口头话，“出于礼者入于刑”。所以“礼”就是“法”。既然要逐事为具体的规定，自然弄得非常麻烦。所以古代的礼是非常麻烦的；就是古代的法，也是非常麻烦的。以为治世可以没有刑罚，就可以没有法律，是大错了的。
然则古代的法律，是什么东西呢？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下文说“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注》：谓百工技艺也）、异别（《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数（《注》：百十也）、制（《注》：布帛幅广狭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日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又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这种刑，也和礼无甚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