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就是古代的法律，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至于用刑的权柄，也一大部分在乡官手里。所以大司徒之职又说：“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周礼》固然是伪书，然而《管子·立政篇》也说：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弗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
可见当时士师所办的事情，都是乡官移过去的。周礼的话，并不是凭空乱说。至于公布法律，也是在乡官手里的。所以《周礼》说：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立政篇》也说：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朝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曰，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吏，罪死不赦。
可见当时一切法律都在乡官手里，和后世地方行政官兼管司法正是一样。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就是“五刑”。《白虎通》说：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从《陈立疏证》本。
中国古代，什么事情，都是取象于五行。五刑取法于五行，其义是很古的。有人据《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说五刑是汉族效法苗族的。案古代所谓苗民，并不是现在所谓苗族，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证明，现在可毋庸再说。《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只是说唐虞有刑而不用，苗民却要用刑，并不是说唐虞以前，没有五刑，要取法于苗民。所以又说“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御览》六百四十五。《御览》又引《慎子》“有虞氏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傥使前此没有墨、劓、刖、宫、大辟，所象的又是什么？象刑之说，本不足信。《荀子》便驳他，见《正论》篇；《汉书·刑法志》引其说。然而就照他讲，也不能说五刑是苗民制的。
五刑的科条；《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罪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礼》司刑则说：“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郑玄注：“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二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汉书·刑法志》又根据《周礼》“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之文，说《周礼》所载是中典，五刑之属三千是用重典。案《唐律疏义》卷一，《玉海·律令门》引长孙无忌《唐律疏》，都引《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则郑玄说夏刑三千，不为无据；但不知《周礼》司刑所载，果有所本否。
《尧典》“象以典型，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或说似本于此。扑作教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曰：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案就是《学记》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赎刑。”郑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刑。此之谓九刑。”《周礼·司刑疏》引。案《左传》载叔向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见上。又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令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则九刑古代确有此种刑法，其起源当亦甚古，郑说应有所本。
人民应守的规则，虽由乡官公布；至于犯罪之后，怎样惩罚，却是守“秘密主义”的。所以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注：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六年。“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罚看做在上者一种特权，要他变化不测，才好叫手下的人惧怕；和“法治主义”，实在大相背驰。然而除刑书刑鼎之外，又有“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渐次公布；“秘密主义”，渐次破坏；这也可以觇世变了。
照儒家的说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为主，此外更无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传》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书·甘誓》：“子则孥戮汝。”孥，当作奴。言或奴或戮，并不及是连及妻子，见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可谓文明极了。然而据《周礼》，就有“斩”、“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注：“斩以斧钺，若今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膊，谓去衣碟之……焚，烧也……辜之言枯也，谓碟之。”其他出于五刑以外的刑罚，见于书传上的，也随时而有。怕儒家的话仍不免“改制托古”的故伎，未必实际如此。赎刑之法，见于《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一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礼》职金疏。也很重的。
刑狱之制，今文不详。《北堂书钞》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周礼》：“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地，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注：“郑司农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拲。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罢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也和监狱相类。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则类乎后世的徒刑。
审理的制度，也很文明的。《王制》说：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之刺。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赦其诚者，不论以为罪。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注：必合于天意，《释文》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于事。注：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注：意，思念也。浅深，谓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氾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当作宥。然后制刑。
下文又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似乎野蛮；然而宗法社会，大抵“守旧”而“蔑视个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评论古人。至于“凡作刑罚，轻无赦。”则注谓“为人易犯”，“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势出于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周礼》：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之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之法”。就更为完备了。
贵族的特权，今古文家的说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于“优待王族”和“保持贵族的身份。所以《周礼》：“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迫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其优待王族，可谓达于极点了。案《戴记》是今古文杂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
又《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许慎《五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则古文说优待士大夫，不如优待王族。八议之法：第一是议亲，第二是议故，次之才是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今文家则纯乎是“尚贤主义”，《公羊》宣元年传：“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三年者，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话，还近乎事实。今文家就纯乎是理想之谈了。
刑余之人，《王制》说：“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礼》说：“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宥，髡者使守积。”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于事实。《周礼》：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郑注说就是后世的奴婢。
以上的话，虽然有许多儒家的议论夹杂在里头，然而天下断没有突然发生的事实；儒家议论，也必有所本；据此，可以推想我国古代的法律是颇为文明的。
秦国的法律，似乎是别一法系。《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严峻，然而所讲的，只是信誉必罚（把现存的《管子》、《韩非子》、《商君书》等看起来，都是如此）。并没有造作酷刑的理论。秦国用刑之严，固然同法家有点关系。至于“凿颠”、“抽胁”、“镬烹”、“车裂”、“腰斩”、“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罚，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则这许多刑罚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秦国开化最晚，当时的人，都说他是戎翟之俗。这许多酷刑，难保是从未开化的蛮族里采取来的。所以我说他是别一法系。关于秦朝的刑法，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