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向来讲“文字的历史”的，都根据他。我却有点疑心，为什么呢？[一]既然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为什么“保氏六书”，却有这样的整齐？[二]从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之后，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韵语，《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这一条根据段氏《说文解字注序》可参看原书。一体相承，体例没有改变。
既然保氏时代，就有很整齐的六书，为什么许慎以前，没一个人想到，照《说文》的体例，依字形分部编一部字书？整句韵语，是文字为用未广，学问靠口耳相传时代的东西。《仓颉》、《爰历》……，正合这种体裁，所以汉朝尉律试学僮“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见《许叙》）。籀就是背诵（从段氏说），可见当时教学僮，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的说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经》、《千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类的字书了。哪有此理？[三]许慎说“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皆以古文”。
这句话的根据就在他下文。所谓“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他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案他上文说秦朝时候，明说“而古文由此绝矣”，终西汉一朝，并没提起古文。到王莽时的六书，才有所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则古文是根据壁中书，奇字想就是根据山川鼎彝的。
然而现在《说文》一书中，所存“古文”“奇字”，实属寥寥无几，果使所谓古文者不过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异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类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学中的金石一派），所载的文字，分明和许书不尽相合。[四]而且六书的说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叙》和《周礼》保氏注引先郑的说法，此外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周代相传的掌故，西汉时代没有一个人晓得么？所以我疑心：
六书的说法，是本来没有的。这种说法，是汉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这种说法。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不是从战国时代起的。中国的文字，战国以前本来是大体相同，而各国都有小异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才统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大体相合可知。“言语异声，文字异彩”，是从七国时代起，他无证据，只有《周礼》上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可以做周室盛时，言语不异声，文字不异形的证据。然而这句话，除《周礼》以外，也是他无证据的。既然六书的说法，是汉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结果；那么，从此以前，中国的文字是绝无条理的。
不过有《苍颉》、《爰历》一类的书，像后世的《三字经》、《千字文》一般，给人家念熟了记牢了罢了，像后世《康熙字典》一类的书都是没有的。这么说，就可以见得中国的文字，是迫于需用渐次增加，并不是有一个人（像苍颉、史籀等）按了一定的条理系统，把他创造或改良的。难我的人要说：既然是逐渐发达，何以所有的字，分明能把六书来驾驭他；何以能这般有条有理呢？那么，我要请问，后世造俗字的人很多，所造的字，也分明能把六书来统驭他，难道他们是通“六书义例”的么？
以上的说法，似乎奇创，然而其中似乎也有点道理，请“好学深思之士”想一想。
程邈是中国一个改良字体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隶书，到如今还沿用他。真书和隶书，算不得什么变迁。然而这个人事迹不详，只据《说文》的《叙》，知道他是下杜人。《说文叙》说王莽时的六书：“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当在“四曰左书，即秦隶书”这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卫垣《四体书势》：“……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前一说，想又是因说文的错简而致误的。
至于作书的器具，古人所用的，有竹木两种：木的唤做“牍”，《说文》：牍，书版也。唤做“版”，《管子·霸形篇》注：方，版牍也。又唤做“方”。《仪礼·聘礼》注：方，版也。板长一尺，《玉海》。所以又唤做“尺牍”。小的唤做“札”，《汉书·郊祀志》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也唤做“牒”《说文》：牒，札也。札，牒也。大的唤做“椠”，椠长三尺。《释名》。方而有八角，有六面或八面可写的，唤做“觚”，又唤做“稜”。
颜师古《急就篇》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史记·酷吏列传》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记事谓之“契”。《汉书·古今人表》注：契，刻木以记事也。把他分做两半，则或唤做“契”，或唤做“券”。《曲礼》：“献粟者执右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常执左券”，则左半唤做券，右半唤做契。然亦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竹的唤做“简”，又唤做“策”。《仪礼·既夕》注疏：编连为策，不连为简。案也这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也有用帛的，则谓之“缣素”。见《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注。编连起来是用“韦”，《一切经音义》十四引《字林》：韦，柔皮也。所以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写字是用笔蘸漆，书于简牍。《物原》：虞舜造笔，以漆书于笔简。写错了，就用刀削去，所以“刀笔”连称，又说“笔则笔，削则削”。《汉书·礼乐志》：“削则削，笔则笔。”注：“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曲礼》疏：“削，书刀也。”则间牍的刀，亦可以唤做削。这种写字的法子，是很繁难的。所以古代的文化，发达得很缓。
第三节 东周以后的学派
研究古代的学术，先得明白两种道理：
其一，古代的学术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到后世才从宗教中分了出来。
其二，古代的学术，是贵族所专有的，到后世才普及到平民。
因此，所以讲我国的学派，只得从东周以后起；因为西周以前，学术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是贵族所专有的。看本章第一节，已经可以明白他的思想；看了古代的一切制度，就可以明白他的外形了。
东周以后的学派，可考见的，无过于《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头，述他的父亲谈所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所根据的刘歆《七略》。且把他节录在下面。
司马谈所论，是“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他说：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正义》顾野王云：祥……吉凶之先见也。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几句话，是总论六家得失的。以下又申说他的所以然道：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所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解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疎，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案好比论理学，过偏于形式，而不顾事实。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他所主张的，虽是道家，然而他篇首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则他也承认此六家是同可以为治的。他议论当时的学问，专取这六家，大概也就是取其可以为治的意思。如农家、兵家等，不是用于政治上的，所以都没论及。
刘歆的《七略》，除《辑略》是“诸书之总要”外，其《六艺》一略，和《诸子略》里的儒家，是重复的。《诸子略》中，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去小说家，谓之“九流”。《诗赋》一略，和学术无甚关系；在后世的文学中，也只占一小部分。《兵书》一略，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术数》一略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方技》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其中尤以《诸子》一略，为学术的中坚，咱们且节录他所论各家的源流宗旨如下：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尚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他又论兵家道：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变，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又论术数道：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刑气也……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乱……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盖参卜筮……形法者，大举九州之执，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又论方技道：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以上所论，除儒、道、阴阳、法、名、墨六家，和司马谈所论重复外，杂家不能称家；小说家只是收辑材料，不能称学；术数一略，包括天文学、历学和古代的宗教学，亦不能出于阴阳家以外。方技四家，实在只算得是一个医家。医经是医学；经方是药物学；房中是专研究生殖一科的；神仙虽然荒唐，却也以医学为本，所以现在的《内经》屡引方士之说。后世的方士，也总脱不了服食等事。与从横家、农家、兵家都在司马谈所论六家之外。所以我国古代的学术有：儒家、偏于伦理政治方面。道家、偏于哲学。阴阳家、古代的宗教家言，包括天文、律、历、算数等学。法家、偏于政治法律方面。名家、近乎论理学。墨家、也在伦理政治方面。而敬天明鬼，比起儒道两家来，宗教臭味略重。从横家、专讲外交。农家、兵家、医家。
而诗赋一略，也可以称做文学。
他推论各家学术，以为都出于王宫。虽所推未必尽合，而“其理不诬”。可以见得古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的情状。
以上所论，战国以前学术界的大略情形，可以窥见了。至于详论他的分歧变迁、是非得失，这是专门研究学术史的事，不是普通历史里证明得尽的，所以只好略而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