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金融危机对贸易壁垒的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这其实是美国“绑架”了世界经济，利用美元的霸主地位，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利用国际金融规则的话语权和金融创新的杀伤力把世界经济拉下了水。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没有损害到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见到的只是部分美国企业受到冲击，美国民众的反应却没有十分强烈，美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在美国高度自由化的社会发生如此大的危机下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也可以说美国在金融危机下的损害并不严重，它损失的只是美国的金融信誉，它受到的只是外伤，而欧盟、亚太包括中国则内伤不止，在此情况下，各国为摆脱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巩固执政党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应对实体经济的衰退，这些措施中就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国民购买本国货，使本国企业摆脱危机，恢复生产，增加就业。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时代，进出口贸易成为许多国家拉动经济的动力，这也使得产业布局在全球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全球贸易由此大量展开，但是这其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不得不谨慎解决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本国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本国的贸易，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造成的就业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痛苦，各发达国家都在竭力解决这一问题，比如采取补贴、减免税收等措施来鼓励投资于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保护就业，各国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基础上依据环保、安全等众多理由设立非关税壁垒以期保护本国贸易，尤其在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非关税壁垒越发严重，反倾销调查此起彼伏，由此产生的大量贸易摩擦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延缓了国际经济的复苏。
同时，在各国政府中，来自各市场主体的声音是不得不注意倾听的，各市场主体在金融危机中受害非常大，他们要求本国政府保护，而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各国政治体系中多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议员多由各地区选举产生，来自该地区的选民的诉求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这关系到他们在选民中的地位，关系到选票的投票方向和他们的政治前途。这是产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主要原因。
当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经济，干预企业时会发现，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利用政府的权利，普通市场主体是很难与之对抗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应运而生。特别是关系到本国人民就业这一重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时，各国政府无不竭尽所能创造就业岗位，当他们发现其它措施产生的效果在短期内不如贸易壁垒的作用愈见明显时，贸易壁垒就会大行其道。
第四节金融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性
一、1929一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在大萧条的历史上，1929年10月29日，因为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而成为写入历史的“黑色星期二”。
然而，还有一个日期也应该被世人铭记—1930年6月17日，这一天，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 30年代，在美国总统胡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之中，《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被后世学者称为“最大的错误”。《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的提案人是两位国会议员里德·斯姆特和霍利。在当时国会议员的眼里，这项法案将是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事实证明，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而且，受伤的是整个世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
二、1929年金融危机与本次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共性
1、金融危机一直以来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孽生的温床
1929年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深度的衰退状态，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回复和增加国内就业美国国会通过了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也就此点燃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导火索。随后，世界主要国家竞相采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大幅增加关税，导致贸易战频发。
而2007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全球的贸易保护趋势也在悄然蔓延。如美国参众两院于2009年2月13日通过的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且计划中还保留了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自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出台了28项提高进口关税和补贴本国出口的措施；厄瓜多尔对940多个不同产品分别增收5%一20%的关税等措施。
2、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正是在《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通过之后，美国经济正式进入寒冬，道琼斯指数从法案通过时的250点，跌至19犯年时的最低点41点，并且当时美国的失业率超过20%。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是欧美贸易从1929年最高点跌至1932年最低点的催化剂，也是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
今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包括“购买美国货”条款。该条款要求接受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项目必须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及其制成品。但条款出台后，遭到了包括来自加拿大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因此迫于压力，美国对该条款进行了修改，最终规定，不得违反现有的美国贸易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加拿大、欧盟、日本及其他少数贸易伙伴的限制，使其仍能够在经济刺激方案推动下的美国公共工程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该项修正在实践中意义不大。近来，一些加拿大市政当局已经陆续通过“不买美国货“决议，而这次加拿大城市联盟会议将该决议适用范围更加扩大化。通过此项决议是为了表示加各市政府对加联邦、省政府阻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的支持。另外美国近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09年初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实施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导致58.58万个工作岗位丢失。这份为美国商会所作的研究将此间接近三分之二的失业人数（38.34万）归咎于国会未能批准美国与哥伦比亚以及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在去年的竞选中，奥巴马反对这些协议，但他承诺，只要能解决民主党议员提出的一些担忧问题，他就会推动协议的通过。这份由Trade Partnership Worldwide实施的研究表示，国会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也是潜在失业的一大来源。若其他国家实施报复，将各自国内经济刺激项目的1%排除美国公司，那么，“购买美国货”条款将导致美国净失业人口增加17.68万。而根据近期美国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接近10%，达到了26年来的最高点。
三、两次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同之处
1、国际贸易约束规则不同
1929年一1933年大萧条时期，某个国家单边提高关税不会违反任何国际协定，更不用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而如今，大部分国家都己经成为了WTO的成员国，其国际经济行为都在WTO规则的约束之下，每一个WTO成员国都有一个约束税率和实际税率。任何一个国家都知道其提高关税的行为将会在短时期内遭到其他成员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报复，因此各国是否采取大规模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2、国际生产体系不同
1929年一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国际分工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各个国家的生产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因此，相对而言，各国的生产体系较为独立。而目前，全球有4万多家跨国公司，其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已经控制了世界生产总量40%；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及国际技术贸易的60%一70%。这也决定了在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不敢实施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全球产业链为经济主导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都会使本国的企业也同样受到伤害。
3、国际间协调机制不同
1929年一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世界经济领域不具备太多的国际协调机制，国际协调机制的确是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提出反保护的行动方案，没有裁决机制，更没有令各国普遍接受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而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迅速积极应对，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爆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