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流动性与市场信息是密切相关的。在完美的有效市场中，市场信息对每个参与者都是公平公开的，证券种类多样，不会存在流动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总是以其基准价格进行交易，任何需要资金的机构都很容易得到融资，风险被准确地定价并配置到最适宜承担他们的主体手中。遗憾的是，如前所说，市场总是不完美的，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例如，对于项目的风险，借款人（如证券发行方）总是比贷款人（如证券买家）了解得更为详尽。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会不愿意交易那些他们并不清楚其状况和走向的资产。换句话说，在市场紧缩时，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所有的交易都难以实现，市场流动性出现枯竭。正如Smaghi（2008）所述，“市场流动性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负相关的。就像Akerlof在其对‘柠檬市场’分析的著名论著中指出的，当决策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就会消失（完全失去流动性）”。前面已经提到，信息不对称在不同金融结构下都是普遍存在的，在证券化的金融体系之下更是如此，因此，也就无法避免在新的金融环境下，新的信息问题对流动性的影响。
首先，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带来了估值的不确定性。大量结构化的金融工具并不真正在二级市场中交易，他们的设计只是为了满足投资人风险管理的需要，实现理论上的风险分散。对他们的估价主要依赖于信用风险定价模型，数据结果仅基于极小规模的交易量得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市场价格其实是模型价格。很少有投资者会透过这些复杂的模型，真正理解资产的内在价值和面对冲击时可能产生的波动。此外，由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存在的时间还不太长，时间越短，就越难产生足够的历史数据去实现对风险的正确估测。这样一来，估价也就变得更加地不确定。
其次，在市场价值计价法下，价格的不确定性很快会传递到金融机构偿付力的不确定性上来，这无疑放大了流动性问题。流动性依赖于各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相互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某个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是否良好决定了它的信贷能力，或者说它交易和提供流动性的能力。但在资产负债表质量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个主体的信用情况显然是不好判断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不确定性被评级过程掩盖了。市场通过评级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而在评级机构那里，分析结构化证券的违约概率和损失与分析一般债券的分布和敏感性没有太大差别，对结构化产品和一般证券所采用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相同的一套，并没有真正考虑结构化产品的个体特征。
此外，不确定性还会影响市场动态变化。要实现流动性，一个关键的机制是人们愿意承担风险去买（或卖）被认为低估（或高估）的资产，否则就可能出现单边市场，造成过度波动和低流动性的螺旋。而这一机制的实现依赖于投资者对于估价的信心和确定性。当投资者对价格的判断很不确定时，他们会倾向于观望，使得流动性停滞，市场出清过程变慢。简言之，不确定性越大，市场调整过程就越长，对金融体系破坏过度的风险就越大。
二、信息问题（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共同作用使银行间市场更加脆弱
在次贷危机中，危机的最初爆发并不是银行系统，但却很快地在银行体系中蔓延。关于风险在银行间迅速大幅蔓延的解释目前并无定论，但信息问题（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作用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某一市场参与主体的不确定性而言，可以分为基础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和策略不确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两种，前者反映的是参与主体本身信息的不完全，这直接影响资产的质量和价值，后者指的是其对特定情况下其他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无知（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这两种不确定性相互交错，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决策，进而阻碍银行间市场的良好运作。
首先，基础不确定性的出现，即突然之间对未来世界不能以概率描述的茫然，会导致一种“体制转型（regime shift）”的现象。这时，市场参与者失去了对过去所制定的战略计划的信心，转向运用极大极小准则（maximin criteria），基于未来的最坏情况进行决策。同理，银行也会不计成本地囤积最大的流动性以备不时之需，而没有把握准确预计未来自身的流动性需要和风险曝露。
上述情况忽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貌似不合实际。在理论上，问题银行可能从中央银行得到流动性救助。换言之，即使银行境况转坏，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可以向其提供许多救助措施的，如美联储的贴现窗口、欧洲央行的边际贷款工具等。从这个视角看，金融机构（银行）按最坏情况囤积流动性似乎既无甚必要，又浪费成本。然而，Adam等（2008）在考察近年来的危机案例后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担心求助央行会使其他市场参与者获知其境况堪忧，银行往往不愿意使用这些救助工具。这种对使用中央银行救助工具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畏惧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实践中策略不确定性得以存在。
Adam等（2008）认为银行囤积流动性（造成市场流动性紧缩）的倾向，是与各银行之间的市场竞争有很大关系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在正常情况下，为了在市场中领先，银行往往会采用许多复杂的风险管理与套利措施。当危机发生时，不同银行因其策略决策的不同，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必然有别。但由于各银行的策略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市场很难确切判断哪个机构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信心低落的现象。流动性充足的银行会选择保有而非释放其流动性，而有流动性需求的银行又不愿意示弱，向中央银行求助，这无疑严重损害了银行间市场功能的正常运作。
综上所述，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一样，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仍然无法回避房地产金融风险。过去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中，房地产金融危机内生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条件下金融体系对风险定价的不准。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市场仍然会误估房地产资产价值，并因流动性在市场中的中心作用造成重大问题。金融脆弱性与风险的蔓延在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都会发生。因此，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言，尚难断言两种系统孰优孰劣。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资产证券化方式的否定。过去一般认为，相对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证券化的金融体系实现了资产的重新组合，能够更加有效的分散风险，这就降低了整个系统兜底风险需要的资本支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的融资成本也随之降低。危机的发生只是说明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散功能并不如预期理想，却并不代表对资产证券化方式的废止，而应该是认清其问题环节，发挥其收益，治理其风险。
1、资产证券化的问题环节
根据前文的分析，资产证券化的问题环节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资产证券化过程强化了银行与金融市场间的联系。一方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市场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其信贷风险，获取流动性。另一方面，市场本身也有赖于各种金融机构（或其他市场主体）所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就使市场流动性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更多的流动性支持减低了所有主体的融资成本，实现了更大的系统收益；另一方面，在一个失效的市场中，却可能因主体间更紧密的联系与流动性依赖关系，使风险传导的速度更为迅猛，范围更为广泛。
第二，以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为特征的市场失灵现象在不同的金融结构下普遍存在。在市场主导型房地产金融体系中，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使市场对风险的定价失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识别与分散功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市场参与主体承受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风险，风险定价过低。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与流动性问题相交织，导致市场对资产价值波动的敏感性更大。流动性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化为信用危机，流动性需求的忽然变化只是原因之一。在流动性管理长期不足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出于对未来境况（包括对自身资产负债表和流动性需求变化）不确定性的防御心理，纷纷紧缩信贷，进一步形成了市场流动性枯竭。并因监管的缺失、金融链条的增长、参与主体的增多与金融业务界限的模糊，进一步纵深蔓延。
第三，资产证券化自然伴随着许多新的环境变化，这些金融环境变化增大了风险的内生。例如（1）各种复杂金融工具层出，使得对风险的评估和定价更加困难；（2）在新的金融结构下，市场参与者缺乏危机应对经验，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3）金融机构资本的市场价值计价法，风险量化完全依据模型价格等因素强化了流动性冲击的作用与传导，市场动荡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联度增大；（4）面对新的金融环境，监管存在疏漏，未能实现对如SIV等新型实体和银行表外业务的有效监管；
2、应对与治理
首先，就金融系统结构本身而言，次贷危机的出现只是说明市场失灵并非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独有特征。面对金融链条的增长，原有机制未能理想地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每一环节产生了激励不相容。显然，这是可以靠市场主体自身激励机制的调整来改进的。与此同时，市场流动性是由市场参与者创造与维持的，其改进空间自然也应该依赖市场自身，如信用评级机构对结构化产品信用评级模型的修正就是措施之一。
其次，从市场失灵的外部治理（政策监管）看，过去，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风险频发，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对稳定，这使得理论界与监管界对证券化的金融体系风险都有所忽视。一方面，美联储过于关注消费者物价指数而忽略了对房地产资产泡沫的调控。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历次降息都是出于稳定物价的目标，而忽视了降息对资产泡沫生成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证券化的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监管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仍然是基于对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风险控制的构架的。在美国大多数的金融监管法规都是始于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治理。因此，次贷危机的出现无疑也是一种改进政策调控与金融监管的契机。它警醒管理层加强对金融稳定性的重视；在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不仅关注于物价指数，亦要考虑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在二者之间小心平衡；而监管层亦需重视对市场失灵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