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的分析——细化和实验
大小石头同时从空而降，一齐抛下，处在思辨阶段的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认定，“大石头比小石头先落地”，这未经测试、计量的结论曾维系了长达一千多年，当时人们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臆断，直到16世纪伽利略等人实地进行实验和计算，才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结论，证实大小石头同时落地。这就是思辨阶段和实验论证阶段的根本差别。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是“新的研究精神的第一个标志”，是行动、考察和开拓进取的结果，不再是臆想，而是历尽艰险，亲临其境。中国的郑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曾七次下西洋；李时珍走遍名山大川，采集百草，亲自品尝和临床检验，终于完成巨著《本草纲目》。1600年前后，显微镜和望远镜的问世，探微索隐，取精摄宏，更加重视观察、实验和分析。如果说，在思辨阶段的代表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前“工具论”，着重提出了演绎推理的逻辑理论，那么，实验论证阶段的代表作则是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1620年发表的“新工具论”。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几千年来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传说给予了致命打击；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发现，为“地圆说”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据；伽利略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创造发明，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文学、艺术普遍高涨，空前繁荣，学科越分越细，艺术品种丰富多彩。恩格斯把文艺复兴时期评价为人类经历的最伟大的进步性的变革，是产生巨人的时代。诗人但丁，作家薄伽丘、蒙田、拉伯雷、莎士比亚，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画家达·芬奇、拉斐尔，雕刻家米开朗琪罗，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拉索等，应时而出，出类拔萃，可谓群星灿烂，成就辉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文化活动家，本人都是具有多方面才华的人。例如，达·芬奇不仅是卓越的画家、艺术家，而且也是雕塑家、数学家、作家、建筑师、作曲家；米开朗琪罗，不仅以雕塑闻名，而且也以画家、诗人、音乐家而著称。如果说，与低下的物质生产水平相一致的原始艺术，总体上呈现出综合的形态，乐、舞、诗、模拟哑剧等多位一体，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则出现群芳斗艳，各臻其妙，各自独立于艺术之林的分化局面。
（三）高层次的现代综合
当今世界上，政治形态出现“多极论”、“一国两制”；学科特征出现文理渗透、边缘学科；方法论出现传统方法论、辩证唯物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共存共荣；现代思维科学的组成部分，包括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三个部分；现代科学不仅有基础科学，还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进入宏观思辨和微观考察的统一阶段，既有宏观整体的把握，又有微观细节的剖析，从而，具有理论体系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应用范围的广泛性的特征。
现代综合思维是原始综合思维的继续和螺旋式上升。原始综合思维是建立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基础上的自然整体观。它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形成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种整体观只是直观的结果，没有经过实验分析和精密的综合研究。“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于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而现代综合思维是综合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把科学实验成果和实证材料加以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它弥补了原始综合思维的不足，重视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加强定量研究，而且有了一套精密的综合研究方法。用这套方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不再是思辨的结果和直观的结果，而是科学的结论和系统、具体的高层次的综合了。它强调要按元素、结构和功能等要素对事物的系统进行分析和综合。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的方法论层出不穷。既有学科越分越细，研究越来越专（即微观的“分析研究”）的一面，又有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整体把握（即宏观的“综合研究”）的一面。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基础，应用技术越来越带有实验科学的特点，即“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肖克莱、巴丁、布拉顿等人对于晶体管的研究标志着这种综合化的趋向和取得的硕果。他们在十年间，发展了各种类型的晶体管，而这些电子工业技术发明的过程，也得借助于物理学的理论，“在这里，科学又和工艺师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了”。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既要重视分析，又要重视综合，“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对于任何复杂的学科，我们越是从整体角度对各个部分（元素、结构、功能）做出精确理解和掌握，就越能正确地把握复杂学科的研究。如果只是孤立地研究复杂学科的每个部分（元素、结构、功能），而不考虑它们彼此间的有机联系，则舍本逐末，事倍功半，难于奏效。
三、电视艺术文化：走向新的综合
电影也有“合？分？合”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影，属于原始综合的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2年“新德国电影”开始之前，则属于电影的分支、细化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主导风格，如诗电影、戏剧电影、散文电影等。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电影”和“新德国电影”是电影朝着综合化艺术坦途前进的里程碑。弗兰契斯科·罗西的《萨尔瓦多·朱利安诺》、《控制城市的手》、《马太伊案件》，彼特里的《工人阶级上天堂》，科斯塔·加夫拉夫的《Z》，科波拉的《谈话》，达米阿诺·达米亚尼的《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等“政治电影”熔纪实性、揭露性、心理性、戏剧性、隐喻性、哲理性于一炉，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如影片《Z》所依据的小说的原副标题一样：“一件谋杀案的幻想性纪实”，把过去视为水火难容的“幻想”和“纪实”水乳交融般地化为一体，从而既增强了可观赏性，又保持了“政治电影”的舆论威力。
1962年2月28日，在西德奥伯豪森市举行的第八届西德短片电影节上，亚历山大·克鲁格、埃德中·赖茨等26位年轻导演、摄影师与制片人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奥伯豪森宣言》，表现出弃旧图新的艺术革新精神，他们要“诉诸一种新的电影语言”，“要创造新的德国电影”。他们几乎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导演，富有朝气，敢于破除旧框框，代之以新的独特的表现手法。新德国电影运动经历了60年代的起步？70年代的成熟？80年代的发展三个时期。1975年，施隆多夫的《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赫尔佐格的《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和法斯宾德的《自由的武力自卫权》等影片崭露头角，轰动影坛。施隆多夫的《锡鼓》、法斯宾德的《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与赫尔佐格的《诺斯费拉图》等影片，把“新德国电影”推向高潮，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如施隆多夫的《锡鼓》，继荣获1979年戛纳电影节大奖——金棕榈奖之后，次年又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根据西德作家君特·格拉斯的著名长篇小说《锡鼓》改编的电影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融为一体的杰作，它通过一个从3岁起因目睹成人世界的放荡和淫秽而拒不长大的小侏儒奥斯卡的眼睛和“青蛙般的视角”，来观察在“正常外表掩盖下的异常现象”，即从他出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三帝国”的风云变幻人间百态和芸芸众生相。施隆多夫变同名原作为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影片，出手不凡，多元统一，发挥纪实性、戏剧性、情感性、荒诞性、隐喻性、象征性、寓言性、杂耍性、哲理性的综合艺术效应，具有情节外观的观赏性，又具有哲理内涵的反思性，令人观后回味再三，美不胜收。《锡鼓》以成功的艺术实践展现了综合化、整体化美学思想的潜力。
“由一到多”，“由闭锁到开放”，“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泾渭分明到模糊哲学”是社会科学和影视艺术发展的共同趋向。我国影视中出现种种“综合”和“模糊现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尤其是在影视艺术之间的互相渗透，引人注目，突出地表现在电影性和电视性的综合。
影视是孪生姐妹，情同骨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电视和戏剧相差较远，和电影更加贴近。“屏幕效果决定了电视与电影语言的同一性，并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同一种艺术的不同门类来谈论。电视语言的那些重要的特性元素，诸如镜头、景别、拍摄角度和剪辑，跟戏剧是那样地格格不入，正如它作为电视素来所固有一样——这是由于电视的屏幕效果这一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内在属性的原因。”在我国，影视同归一个系统——中国广播电视部，影视队伍和影视作品汇合、交流、补充、合作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1989年新年伊始，全国电影、电视剧创作和录像出版题材规划会议召开，三方面的同志会聚一堂，共商题材规划，紧密合作，这一会议成为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近几年来，各个电影厂都先后成立了电视剧部，和电视台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也加强了与电影部门的合作。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开设并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广告词“打开电视看电影”成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流行语。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品格的提升和不少精品的推出，都与中国电影界的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介入电视剧的创作和制作领域是分不开的。我们不会忘记一大批电影艺术家、电影导演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影视汇合，影视协作，影视优势互补，这不仅为电视台增加了节目资源，也给电影厂的创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华、为观众服务的机会。
1989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吴贻弓执导的电视剧《十八岁的男子汉》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获奖，就是一个例证。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影视合作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成绩，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努尔哈赤》、《严凤英》、《新星》、《雪野》、《丹姨》、《新岸》、《凡人小事》、《希波克拉底誓言》、《鲁迅》、《蹉跎岁月》、《女记者的画外音》、《今夜有暴风雪》、《新闻启示录》、《四世同堂》、《唐明皇》、《武则天》、《大明宫词》、《三国演义》、《水浒传》、《长征》、《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西游记》、《末代皇帝》、《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围城》、《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党员二楞妈》、《新星》、《北京人在纽约》、《激情燃烧的岁月》、《延安颂》等，无不凝结着电影人和电视人的心血。
在艺术领域中，电影性与电视性的结合，一方面表现为电影在“仿电视”，另一方面表现在电视“仿电影”。电视以新闻性、采访性、纪实性、临场感见长，中外影坛均纷纷拍摄“仿电视”影片。如苏联电视风格影片《个人问题访问记》就针对妇女承担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的矛盾问题，以某报社女记者访问的几个家庭为情节线索而展开，充分体现了在电视影响下所形成的纪实风格和样式。此外如日本影片《望乡》，美国影片《中国综合症》，国产影片《天云山传奇》等都通过女记者的眼睛，观察和采访富有新闻价值的人和事，具有“仿电视”的特色。电视“仿电影”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电视剧《新闻启示录》导演开宗明义：“意在成为中国第一部政治电视剧——中国的《金环蚀》”，其电影手法非常明显。陈家林导演的《努尔哈赤》突破了“屏幕小，只能在同‘小’字上做文章”的金科玉律，以恢宏气势、蔚为壮观的场面和一系列电影调度手法取胜，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博得影视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其他如《雪野》、《丹姨》、《新星》、《严凤英》、《末代皇帝》、《大地冲击波》、《狂潮》以及电视专题片《话说长江》、《万里长城》、《让历史告诉未来》等都在保持电视本色和“仿电影”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连电视新闻也在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吸收了电影的艺术手法。如四川电视台1987年选送参加全国电视新闻评比会的作品《武术擂台赛父子对垒爆冷门》，改变了过去那种平铺直叙的画面加解说（即“三段式”）的旧套路，从改革时期的人情、世态、生活、风情、娱乐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改革的新风貌。这则电视新闻以独特的表现形式拍摄了擂台赛中父子成为对手的生动场面：父亲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副教授杜仲勋，训练有素，锐气不减当年；儿子则初生牛犊不怕虎，血气方刚，寸步不让。父方出手过猛，没看清对手，无意中竟把裁判当做对手摔倒，被裁判苦笑着判无效，并罚他出场。记者“抓、等、抢”非常及时、准确，抓拍到了这一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着意渲染了令人捧腹大笑的花絮：当父亲摔倒裁判的一瞬间由缓缓摔下到定格画面处理，用千载难逢的生动形象突出了整个新闻事件的爆发点，脱颖而出的奇特形式，倾注编辑心血的剪辑加工，增加了新闻的幽默、风趣。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感受到老少角逐、力和勇的抗衡所迸发出来的生活美。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综合化艺术趋势，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倒退、回归，而是艺术形式自身发展螺旋式上升的体现，是一种进步和新的创造。表现的手法越多、越丰富，表现的东西也就越多、越完善。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发挥影视艺术综合效应的优势，是一种上策，是我们应当自觉加以掌握的艺术规律。驾驭它，朝着艺术坦途飞奔，影视艺术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随着电视的数字化日益逼近和逐步普及，电视的频道越来越多；电视艺术频道的专业化，电视栏目的个性化、品牌化，电视节目的精品化，电视观众的小众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了。电视艺术必然要走向兼容性（综合化）和选择性（个性化）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