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科学重在求真求实，求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艺术创造重在求美求情，求陶冶情操和净化心灵。两者的结合，是真和美的融合，是理智的逻辑思维与情感的、形象的审美思维的沟通。人文结构的核心是追求真、善、美。
真是求知、认知，善是伦理道德结构，美是审美结构。科学敢于对传统的怀疑和反叛，艺术注重传统和传承。但传统和传承是逆流而进，绝非顺流而下，新生命、新创意、新突破、新精品不会在单一传承中自然出现。创新性、独创性是精品的灵魂所在，是不同凡响、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一部精品，总是凝聚着文化之魂、时代精神、生活气息和艺术氛围的。
当前中国的电视文化忽视了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忽视了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忽视了从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金量去制作精品，忽视了前沿性、开拓性、创新性节目的探索和创造。电视艺术贵在出新，贵在创造。新颖性是创新思维首要的、最本质的特征。它不是因循守旧、照抄现成的，而是开动脑筋，多向度、多角度思考，体现为思维目标、思维方法、思维过程、思维方案、节目成果的新颖性和生动性。
电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观念对，事业兴。电视要变单功能为多功能，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电视节目奉献给人民。
第四节 提升电视艺术的文化品位
“读图时代”的中国电视的症结在于质量问题，换句话说，电视文化的品位亟待提升。
“读图时代”乃是与读文（文字）时代相对应的。
随着科学技术和视觉文化的飞速发展，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中国和世界一样，已进入“读图时代”，图像崇拜和图像冲击如火如荼地席卷中国大地，我们被图像化的世界所包围，电影、电视、电视剧、MTV、DVD、VCD、三维动画、广告、居室、服饰、街头广告、车身广告、商品宣传画、图片、摩登女郎、T型台、选美、录像、装潢……甚至音乐等听觉艺术和味觉品尝艺术等非视觉艺术也频频向视像转化，图像的威力和魅力随处可见，视觉文化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超越了书斋文化和印刷文化。当年，贝拉·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一书中曾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如今这一切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今人们所面临的视觉文化——读图，既不同于原始时期的图腾、岩画、易像（八卦）、石器、雕像、彩陶，也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图像，那时是以金属、机械为技术，以印刷、书写为媒介，以绘画、雕像为表现形态，以再现（实像）和表现（写意）为特征的视觉文化——读图，而是以光、电、化、声、色、字为传播媒介的机械复制的仿像，开动录像机、电视机、袖珍DVD等，万千图像纷至沓来，色彩缤纷的图像便呈现眼前，简直成了视觉轰炸、图像海洋。但固本是第一位的。本在文字传承，本在读文。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积淀在文字上。汉字和我国少数民族的多种文字，记载和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植根于深厚的华夏土壤中的灿烂内容和演变轨迹。
读图是科技进步的产物，读图有它的优越性，如直观性、形象性、广泛性和传播的快捷性、连续性等。但它也有弱点和劣势，那就是按键即现，一闪而过，匆匆过客（影像），不由自主，不宜吟咏，不容深思，声色纷呈，目不暇接；不像读文（书）可以多看几眼，多读几遍，或掩卷沉思，或吟咏再三，或细嚼慢咽……所以，人们说，求广度靠读图，看音像作品；求深度，靠读文，看书阅刊，所得较实、较深；求速度靠网络，一呼百应，瞬间即来，信息不绝如潮……
“读图时代”还有一个小概念，是专指现代办报理念之一——图文并茂的“图”，做到报纸文字、图片“两翼齐飞”，“图文并重”。这个小概念与本书论述无关。
读图时代的消费性、消遣性、刺激性、视觉冲击性不能代替读文时代的“苦读”、“凝思结想”、“静观细品”、“驰骋想象”、“人生感悟”和“哲理体验”……总之，汉字是国学的根本，国学就形式而言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
“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其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字记载历史最完整，文字记载方式最长久、最多样，历史、文化遗存最丰富而著称于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主要积淀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字上、典籍上、名著上、文献上。而国学是集其大成者，是中华民族传宗接代、继往开来的瑰宝。
“鲁迅讲得很清楚，中国的文化毕竟依靠文字媒体的。这和非洲文化不一样。非洲文化整个是口述的传统。”因此我们培养阅读习惯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使其长大后成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在日本，颁布“儿童阅读推进法”，指定每年的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美国的历任总统连续提出了“阅读挑战”运动和“阅读优先”方案，几乎都大力提倡阅读。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以黄河文化为源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累和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的积淀，有着春秋战国诸种文化的互相交流、对话、沟通、碰撞，创造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汉唐时代，中国是泱泱大国，国富民丰，“万方乐奏有于阗”。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前期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孔子讲仁、讲礼，仁、礼是其道德规范。董仲舒提倡“通经致用”，提高学术的地位。由此，以“仁”为个人、社会的行为规范准则，以“礼”为个人、社会性的生存原则，以“君臣父子”和“三纲五常”为个人、社会的存在秩序逐渐形成，“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得以建立。孔子追求的美学境界是“至善至美”，有别于古代西方的“以真为美”。到了唐朝，大胆引入印度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形成唐代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完成了第一次多元化的文化转型。到了宋明理学，朱熹建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体系，儒学走向自我设限，走向生命枯竭的境地。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要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入了近现代文化的启蒙和发展时期，既继承、变革了中国五千多年民族文化的传统，又吸收、融合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以儒家文化为主，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为辅，儒、道、释（佛）各展所长，各臻其妙，共同维护着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念体系，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各自的贡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精辟论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特殊价值。我们只有懂得“历史的中国”，才能懂得“今天的中国”，进而对发展“今天的中国”作出正确的抉择。而熟悉和研究国学，总结、继承、弘扬历史文化遗产正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的必经之路。
第五节 发挥综合优势，重建电视文化
一、综合性是电视的本性
综合性是电视的特性之一，也是当今电视发展的主要趋向。充分认识电视“综合性”的特点和优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走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电视发展道路，是提高节目质量，繁荣电视事业的必经之路。
综合是电视的本性，它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新闻、艺术、百科知识、服务项目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它是时间和空间、声音和画面、视觉和听觉的综合和延伸，极大地开拓了人类审美的视野和功能，使人们不费举步之劳，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和听见远处传来的影像和伴音。“它本身综合了电影、戏剧、小型杂志等艺术种类的特点，还同文学和音乐有密切的联系。”电视富于新闻的时效性和现场感，富于形象的表现力，节目兼容性广，综合性强；既能将各处节目事先录制好播放，又能通过卫星转播等手段与节目现场实况同步，将声画、氛围直接呈现在观众眼前、耳际。
电视节目灵活多样，集视听之娱，汇形、声、色、字之美，形象逼真，生动活泼。节目形象的构成和划分是多元的、丰富的、综合的。从大的系列来分，有新闻、专栏教育性节目、文艺和广告等节目；从节目制作方式来分，有实况转播、录播、直播等节目；从表达方式来划分，节目形态有纪实性的、虚构性的、解说性的、主持人交流性的、报道性的、表演性的、采访性的、讲座性的、座谈性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电视是“一门艺术兼大规模交流思想的工具”，它既具有新闻属性，又具有艺术属性，为亿万观众打开一扇观察祖国各地、世界各地、人际社会和动物世界的“生活之窗”，坐收增知、益智、教化、认识、审美、娱乐之利。也就是说，电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二、综合思维是先进的思维方式
综合思维是影视思维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一个导演的素质如何，关键是看其综合艺术思维是否发达和敏锐。影视作品始终是局部细节和整体把握的综合统一。优秀的导演始终有“总谱”和“分镜头”装在脑里，拍摄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游刃自如。
综合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先进思维方式，也是影视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艺术思维方式。
人类思维发展史和人类艺术史大体上都经历了合（原始综合）？分（分解细化）？合（现代综合）的大的轨迹。现分阶段论述之。
（一）直观的思辨——原始综合思维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四五千年。古代学者，从中国的惠施、公孙龙、老子、庄子到《墨经》等关于八卦、逻辑的研究，到集古希腊逻辑思想之大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的多篇论文的总称），都属于传统的思维科学，其研究方法属思辨式的，即以语言表达或描述的定型化的精神产品为研究对象，不考虑人脑活动的生理机制，与人体科学没有什么关系，与微观分析、实验也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以经验综合和感情领悟为基础认识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理智（经验性理智）与直观（理智性直观）综合的整一性。它是直观式的思辨结果，属原始的综合思维。如公元前11世纪我国的《周易》，就以“阴阳”代表自然万物的两种本原，并以八卦象征八种物质。
此外，像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古希腊人德莫克利特富有预见的“原子论”，都是以已知的客观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为依据推论出来的观念。可见，客观精神和思辨理性便是传统思维科学的认识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哲学上，体现在艺术上，表现为“纪实美学”的发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影响很深。据说，为了真实再现人体的自然形态和风采，古希腊米隆创作的著名雕塑“掷铁饼者”便是以当时一位优秀运动员为模特，刻画得惟妙惟肖。身材高度、器官比例、肌肉纹理等都和原型几乎一致，达到惊人的精确程度。西方的绘画透视学建立于几何学、光学、数学的基础之上。这些精密科学又都必须以严整的逻辑思维为基础。而我国古代绘画属于散点透视，以线造型，人物塑造不讲求精确的解剖比例。如著名的西汉马王堆墓葬帛画上所绘人物，比例不对，也不符合解剖关系。中国在原始社会及殷商时期，虽然也有过一些简陋的自然主义类型的人物和动物雕刻，如大通县后子河出土的原始彩陶罐上雕刻的垂辫女子像等，但更多的古代画不讲求透视法、解剖比例和时空关系，重“神”而轻“形”，尤其是中晚唐之后更是如此。到了苏轼，甚至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再现性艺术受到了冷落，表现性艺术则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可见，东、西方的思辨阶段，在探求自然的本原和推理上，古希腊人和古中国人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在理论思维和艺术传统上则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