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广播电视综艺节目当中的诸多娱乐元素而言，它们往往是作为叙事性因素的必要补充而表现出多样性的参与方式。归结起来，其中大致包括：1.明星的戏仿。广播电视综艺节目总是邀请众多明星参与其中，显然不只是向观众展现明星的风貌，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明星的戏仿以及明星与观众间的相互沟通，以吸引观众的眼球；2.竞技，特别是明星与现场观众之间的才艺比赛，成为引人入胜的有效手段；3.博彩，也就是以实利来诱惑人。比如安徽卫视的《超级大赢家》，就有着一定的博彩的性质。虽然博彩在国内并不合理合法，但是，由于人的趋利与赌博禀性使然，博彩常常被用来聚集人气，进而为广播电视综艺节目所袭用。当然，综艺节目中的博彩往往是在“娱乐至上”的外衣之下来引发观众的参与欲望的。
因此，所谓综艺娱乐类节目的“好的叙事”，必然是在演艺与游戏娱乐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好的叙事”也就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当中得以实现；或者说，它们所采取的往往是一种相对封闭性的因果结构，一种多面体的缝合结构。其中，刺激与抚慰交替，平衡与断裂交融，从而使受众的感官与心灵得到足够的刺激与满足。
当然，还有一些专题性质的综艺节目，是指向节目之外的自然或文化传统，正如《正大综艺》是文化旅游性质的，而戏曲综艺节目如央视的《过把瘾》、北京电视台的《同乐园》、河南卫视的《梨园春》、安徽卫视的《相约花戏楼》等，都旨在宣扬戏曲文化，满足人们对于戏曲的品评；但是更多的综艺娱乐节目制作当中，包括现场灯光的闪烁，现场的哨声、口号声、怪异的音响声，在后期制作中加进的音响效果，以及每隔几秒出现的特技、字幕等视频效果，都可能只是在制造着某种能指本身的诱惑。
在这个意义上，综艺节目叙事所采用的虚拟语态都不过是把那些熟悉的演艺节目与游戏方式不断地巧妙翻新，从而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接受的高潮与刺激。其经典的编码/解码的程序就是：通过前后演艺节目与游戏之间的相互对应，以及前后重叠的功能和互为因果的语态，使得叙事本文产生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或者具有某种新的语义功能；而且，这种叙事的虚拟语态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综艺节目的叙事过程永远只在编排与铺叙当中。
固然，当人们沉迷于“泛娱乐时代”的广播电视综艺节目时，对于体察其中的叙事艺术往往觉得不以为然，因为不少人认为广播电视综艺节目中所包含的叙事元素十分有限。然而，随着后现代文化在广播电视娱乐节目中初露端倪，综艺节目的叙事元素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后现代社会就是以“小叙事”为特征的，而广播电视综艺节目编造的也正是一些无关宏旨、轻松愉快的“小故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广播电视综艺节目作为由媒体组织的“狂欢”，凭借其叙事性的框架，对各种文化形式的随意组合，可以制造出一种平等的幻象，从而达到通过迎合大众的欲望去宣泄、消解欲望的目的。
所谓“狂欢”，最初来源于巴赫金对于欧洲中世纪民间文化的概括与体认。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为人们提供了一次暂时拒绝官方世界的机会。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抛在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特殊的狂欢节式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自在的亲切随意的接触。正是在狂欢之中，人们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摆脱了原有的社会角色，获得了一种生命的自由与精神的解放。诚然，广播电视综艺节目的最直接的价值体现就是狂欢化的娱乐。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甚至表现为一种全民族的节日狂欢。广播电视综艺节目中的这种狂欢化的景象，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的城市杂耍，一种新型的民间娱乐。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中国广播电视综艺栏目所具有的狂欢的特征，就在于它能满足现代人的种种心理需求，如流行性、幽默、滑稽甚至适度的打闹调笑……人们在繁重的生活之余欣赏这些节目，情感可以得到宣泄，身心也可以得到调节并重获平衡。但在后现代的传媒文化中，人们的平等之感的升华与沉醉则呈现出另一种图景。如上所述，广播电视综艺节目中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些明星加入，但又常常改换他们的角色，使其赖以成名的本领被暂时搁置，而站在与平常人一样的起点上，其潜在的意图是要颠覆以往的一切价值秩序和知识体系；同时也造成了后现代文化对文化形式、知识价值的游戏态度，交错与混杂，拼贴与剪裁，不断造出新种类又不断加以摧毁，形成了后现代文化的独特景观。广播电视综艺节目在叙事方式上所具有的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如游戏、小品、竞赛、体育项目……各种文化形式兼收并蓄，拼贴、混杂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广播电视媒体的特征又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商业广告被巧妙地融入游戏之中，文娱表演、滑稽逗乐调节性地穿梭于节目各主要环节之间。后现代文化的精神正是要打破古今中外的界限，为达到某种效果而不择手段。从而，广播电视综艺节目追求的是狂欢，更是常常忘却界限，冲破藩篱，达到一种超越当下时空，寓永恒于瞬间，追寻无穷的感受与体验。由于不少娱乐节目将演播现场的场内、场外，以参与热线、幸运观众等形式串联到一起来，所以自然地打破“中心—边缘”观念，也许最边缘的人可以一下子成为接入现场的中心人物。
故而，在审视这些倾向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后现代文化对价值秩序的颠覆与解构造成的价值虚无化，用公正游戏来掩盖、抚慰现实的不公，以及审美精神上丰富的单调、逼真的虚假等值得反思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对当代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
确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大众化与普及化的特征，“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合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具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综艺节目业已成为当今广播电视媒体的重要播出内容，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这不仅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有密切关系，也与广播电视本身的功能定位密不可分。广播电视媒体确实是应当具有娱乐功能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播电视也重新开始了回归真实的一个历史过程。其表现不仅仅是新闻频道、新闻杂志、探险和发现类节目的迅速增加并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即使过去的一些综艺娱乐节目也在走向真实，出现了所谓的“真人秀”，而且火爆异常。广播电视的这种回归真实的现象，既是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手段的本质回归，同时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对于真实的渴求。从而，娱乐、狂欢与追求真实，成为广播电视综艺节目叙事价值的两极，作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因素，相反而又相成。
于是，一方面，与传统综艺节目的教化相比较，现代更多的综艺节目也许更具有大众性与平民性，另一方面却又不免哗众取宠；一方面其节目内容既比较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另一方面又往往刻意地追求明星效应。它们可以将“位尊权重者与卑微贫贱者，伟人与无名之辈，智者与愚夫结合到一起”。它们既急功近利，却又试图表达出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以求与一些“正经严肃的力量”正好截然相反；与之相关，还存在着另一普遍倾向就是缺乏原创性。节目的内容重复，大同小异，歌舞杂耍、猜谜辨误、游戏竞赛乃至明星模仿秀，贯穿于每一个综艺栏目当中。正如詹姆逊所认为的那样，“个人主体的消失，伴随着其形式上的后果，即个人风格日渐消失，产生了当今几乎普遍存在的实践，即所谓的模仿作品”。这也许正是广播电视叙事在所难免的尴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