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及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为与其学科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的自觉。这种方法论应该既有其深厚的哲学美学基础，又有着对于与其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乃至自然科学的某些重要领域（如数理统计、信息技术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借鉴，还有着适应其自身对象的特征及内涵的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而事实上，至今，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方法论体系尚在积极的建构之中。
有鉴于此，这里，我们主要着眼于该学科的历史与现状而对其方法论做一种建设性的探讨，既注重其实践性，又强调其观念性；既需要促进其学科意识上的方法论的自觉，更需要使其有效地运用到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实践与问题探究当中去。
第一节 广播电视艺术学方法论的自觉
做任何事情，大概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做事的人来说，有些是自觉的，有些则是不自觉的。
那么，什么是方法？怎样认识和总结方法？进而言之，在理论上，方法论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研究来说，是否应该有什么具体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呢？
事实上，“方法”，不仅是作为具体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是作为一个古老的观念，体现为人对于自身行为的一种反思的结果；或者说，“方法”乃是出于人们对于自身的活动如何行之有效的总结与思考。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反思”和“考虑”，人类才开始了自身文明的进程。惟其有了对于实践的“反思”，也才有了所谓各种实践的“方法”和方法论。
“方法”一词，在英文中是“method”，“way”；其希腊文词根也就是由“沿着”、“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其本义也就是沿着某条道路前行。无独有偶，在汉语中，与“方法”相近的就是“道”。“道”者，既是道路，又是道理和方法。为人处世，都讲究“遵道”，如过河取“筏”（因“筏”与“法”音近而类举），需要讲究方向、方法、步骤、程序等。所以，无论中西，从对于对象的感性的直观到理性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方法，也就是指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途径、手段、方式的总和，是人们认识世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有效工具和必要条件。方法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特别是一些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更需要人们在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可以说，无论从事何种实践，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方法，就很难获得某种创造性的成果。自然科学研究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都是通过具体的探索和实践，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反复实践产生，形成各种具体的方式方法，再通过对这些方法的反思而达到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
方法论的“自觉”乃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方法，有些人可能深有会心，但并不一定能形于言表；有些可以言传身教，却不足以普遍推广，不具备某种普遍的理性价值。所以，对于方法论的建构来说，更需要方法的一种理性层次上的自觉。或者反过来说，人们对于方法的自省与自觉，需要经过不断的理性积累，最终才得以形成系统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方法论。而方法论的自觉与建构，也正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具体说来，所谓方法论的自觉与建构，大体上体现为以下三个层次：其一是具体实践过程当中和具体问题研究层次上的，是指在实践过程中被反复应用或者那些用于研究、讨论某个具体问题且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特殊方法或个别方法。这种特殊方法或个别方法，既与具体问题、具体对象、具体实践过程相联系，又须与一般方法和规律相一致，否则就会被人视为“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甚至不能为人所理解。这种特殊或个别的方法，种类和方式可能多样，而目标与要求则是一致的，就是用于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问题”应该是其重要的目标指向。能解决“问题”，就是有效的和可行的方法。因而，适用性应该是这种特殊或个别的方法的取舍的主要依据。
其二是具体学科层次上的，是人们在具体的学科研究中与特定的学科研究领域相关联而形成的具体方法。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都有着各自的学科领域，也都有着各自把握世界、探究真理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深入各自的研究领域，形成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数学研究数与形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一整套具体的数理统计、演算、空间推演的逻辑方法；史学则以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发展出注重历史史实，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为目的的历史考证和文献学与文献细读的方法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又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的。而且，各种学科方法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启发，不仅可以丰富原有学科的内容，拓展各自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带来更多的新的发现、新的理路。
其三是哲学层次上的，是指与人们的世界观相一致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和普遍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一般方法”或“普遍方法”。这种哲学层次上的方法不仅具有广泛的概括性，跨越具体的学科领域，而且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辩证思维”、“形而上学”，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都具有某种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对于方法论的自觉与建构进行这样三个层次的区分，目的就是要在不同层次上来理解方法论的原理，掌握方法论的规律，进而总结和把握各种具体的方法，形成各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在哲学层次上，属于方法论的原则，带有方向性和指导性。比如，辩证的思维方法与分析方法，即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对象。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法则：其一，对立统一法则；其二，质量转化法则；其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再如，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哲学研究方法，就要求从无数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即从具体到抽象，亦即从事物的量看到事物的质；而后再从本质的认识回到现象当中，对现象的认识就更加丰富，对质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刻。而在学科层次上，则属于方法论的基础和核心，既与具体的学科对象相关联，又可以有一定的交叉与借鉴。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甚至自然学科，都有可能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实现相互贯通和借鉴。在具体问题研究的层次上，则是属于方法论的“用”的层面，关键就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各种方法，更好地解决问题，其特点就是具体、实用、多样；而且随着问题研究的深入，这些具体方法还有可能得到不断的丰富。
方法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贯通，不仅对于一门学科的自觉和成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体现了方法论建构的一些基本原则，那就是：其一，方法总是与具体的对象结合在一起，须以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为其出发点；其二，方法又总是与主体的立场选择分不开，与主体的经验与修养、主体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其三，方法还总是与某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并且不能与一般的形式逻辑的规律相违背。
当然，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来说，其方法论的自觉和建构的历程与规则，也并不例外。与其学科的历史发展相一致，其学科研究方法也必然经历了一个从不断的感性经验的积累到深入的理性思考与思辨总结的过程；也就是经历了一个研究方法从自发到自觉并进而需要在学理层次上进行理论归纳的过程。确切地说，广播电视艺术学方法论虽然主要属于上述第二层次的，同时又涵盖在整个艺术学学科之内，与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密切相关，形成这门新兴且交叉的学科研究领域中所特有的一些研究方法。而在另外两个层次上，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无疑既需要有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需有哲学高度上的方法论观念的自觉，另一方面又与那些具体问题的特殊或个别研究方法分不开，涉及多种多样的研究路径和手段。从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既可以采取宏观、中观或者微观的视角和立场，也可以在资料搜集、论题选择、提问与求解的过程中有着具体多样的方式方法。
第二节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建构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方法既体现在长期的、广泛的研究实践中自身经验方法的积累，也包括对于其他学科方法的有效的借鉴与运用。它既与广播电视艺术实践有关，与广播电视艺术创作经验的积累、艺术传播领域的拓展等分不开，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以及一定程度的可理解、可传授与可操作性。
就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广播电视首先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然后才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态和样式而为人们所接受。广播电视艺术既有着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又有着一般艺术的普遍属性。
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在其《镜与灯》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四要素”的学说，即以“作品”为中心，分别指向“世界”、“艺术家”和“接受者”；其中的每个指向都形成一个理论维度，形成“摹仿论”、“实用论”、“表现论”及“客观论”等批评理论，并由此构成了一个三角坐标系。而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则在“艺术四要素”的基础上将这四者重新加以组合，将“作品”与“艺术家”、“读者”及“世界”相互连接，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环状结构，以突出艺术创造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并由此构成的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艺术过程。事实上，无论怎样变化，艺术的四要素都是不可忽视的。关注于艺术四要素的不同方面，或者侧重其不同的维度，也就体现出艺术研究方法的不同方面和不同路径。
归结起来，这些方面和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侧重于艺术家创作心理及创作过程的研究，如创作经验总结与阐发、艺术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批评等。这类研究关注艺术创作主体，从主体心理、创作动因出发来解释各种艺术现象，从而形成经验的、心理的、传记的等多种艺术研究方法。
其二，侧重于艺术作品的文本研究，如各种形式主义批评、艺术语言与符号学的研究、结构主义批评等。他们更关注于艺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因而十分注重从语言、结构、形态入手而追问艺术的本性，探究艺术的奥秘，进而形成关于艺术的符号学、结构主义、文本批评等各种研究方法。
其三，侧重于接受者（读者、听众或观众）的接受研究，如接受美学、解释学、观众学、读者反应批评等。他们把以往人们关注艺术创作主体或艺术作品本身的目光转向了艺术接受过程以及艺术接受的效应，从而带来艺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与艺术研究方法的革新，形成诸如受众调查、受众类型研究、艺术接受的心理分析、艺术接受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其四，侧重于与艺术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泰纳和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艺术意识形态研究以及20世纪以来所兴起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及大众文化批评等。他们或者将艺术作为社会历史风尚的体现，或者将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将艺术作为某种历史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话语权力，来探究艺术与某种社会文化乃至历史传统的关系，从艺术与其所赖以生长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密切关联当中来考察艺术的历史、形态及规律，以致形成了艺术研究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以及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
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大体上也可以循此而做出一个大致的归纳和描述。
一、经验的方法
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从经验开始的。经验来自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客体的联系与把握。一般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凭借某种经验去认知世界，而无须诉诸严密的知性分析和逻辑判断。特别是在一些操作性的活动中，更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如临床医师，就需要穷其一生通过接触无数的病例来积累临床经验；一个技术精湛的工人，也往往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以提高生产工艺水平；一个民间工艺师，他的某种工艺（如剪纸、杂技、泥塑、制陶等）可能令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见，他们经验显然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某种情况下这种经验，也就可以成为人们实践活动的一种经常性的方式方法，或者就可以归之为一种“经验思维”方式。
在一般人看来，经验往往还只是属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纯粹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经验有时还与人的“错觉”有关。事实上，即使是“错觉”，也仍然可能成为人类文化行为的起点，文化经验的基础。比如人类的巫术和宗教，就是在人们的感觉经验特别是某种“错觉”的基础上而形成某些共通的、神秘的感受及体验有关；于是，某种基于日常经验之上的神秘体验也就成为巫术乃至宗教文化的心理基础。所以，经验不只是人类一种初级形态的精神行为，而且也与实践活动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