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媒介正在演变为城市媒介，大众媒介正在发展为市民媒介，传统媒介的地位正在受到冲击，新兴媒介的发展正如日中天。媒介传播的重心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迁移，这就是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到地理、从语言符号到图像符号、从线性传播到块状传播、从传者为王到受众为王。媒介地理学的出现和深入开展正好顺应了这一世纪性的大转变。
媒介是社会与地理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的中介。作为致力于重建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和谐关系的媒介地理学，要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将社会和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守本地媒介特色的同时也尊重和吸纳外地媒介和全球媒介的特色和优点，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
同时，要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努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引导者和推进器。
第一节 媒介地理学的关键矢量
多少年来，人们无视和轻视地理因素在媒介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在公开的出版物和研讨会上完全回避它，看不到它与媒介、人类之间日益增长而频繁的互动关系。
这种情形必须得到改变。媒介地理学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过去的时代中，地理对地球生命和人类生存以及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地理、媒介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它将启发人们思考为什么在今天地理与媒介、人类的这种互动关系会日益淡漠和逐渐疏离，也促使人类找寻人类和媒介对地理的消极态度的各种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我们希望它能够激发并促使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社会、地理与媒介、人类等重新回到“人地互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既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正确选择，也是我们进行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关键矢量。
地理是我们行走并生活其上的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有人将地理仅仅当作是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实体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地理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被尊奉为人类之母。《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人与地理的生命依存关系。
古人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尔雅·释言》）“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尔雅郭注义疏·释也》）人既是天地吐生之分子，又是天地之纽带、万物之师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同根同源，理应上下联通、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同存共荣。
因此，人类应该尊重和顺应地理特点和习性，根据地理环境及其势态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媒介文化也是因地理环境的挑战与变化而生，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无数事实证明，当人类和媒介的发展尊重并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时，就发展顺利，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状态。当人类应对地理环境的创造力衰退或协调不当时，媒介文化就开始衰落，进而又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处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波斯湾畔，著名的巴比伦城就坐落在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最初刻在黏土板上的文字也导致了信息交流的繁荣。但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人类征服了冲积地之后，人开始统治自然。从此，人开始崇拜甚至迷信自己的力量。于是“人地失调”、“天人两端”，其人口和文明开始衰落，并最终散失。玛雅文明演变与消失的过程也是这样。
人作为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决定了人不应以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自居，而要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也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吴国盛写道：“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当代生物工程意欲将生命从大地中拔出，破解其秘密，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多年，与中华文化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不无关系。因此，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尊重和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生命。
媒介是维系它的社会与地理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的中介。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是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的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又将面临全新的改变。
人类面对和理解的“意义地图”或“想象地理”，实际上就是媒介所呈现出的“媒介地理”。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兴盛，不仅“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质”，而且大大改变了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力，甚至也改变了大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之间以及人们直接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别。比如网络的诞生和普及，就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解，经由网络，可以使很远的变得很近——不同地域、阶层、民族的人们可以在共时状态在同一个平台上发言，也可以使很近的变得很远——过度依赖网络，会导致日常生活经验的缺失和现实中亲密关系的匮乏。
传统的媒介空间已无法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所激发出来的媒介景观。当代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因为今日的“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于是传统自然疆界走向崩溃，物理空间趋于透明，人际关系日益冷漠。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大众传播媒介重构了国家、地区和文化群落的边界，传播领土的疆界与现实中民族国家地理领土的关系日益单薄。大众传播在给人类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正在侵吞着人类自身的清静、隐私、尊严和自由。原本为主宰世界、万物师长的人，在传播科技的进攻面前有可能沦落为新型奴隶，成为媒介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和操纵对象。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种种不确定性，导致或建构起了错综复杂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制度化形式。因为，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掌握了媒介就等于掌握了权力，对媒介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争夺。在新型的传播结构中，本来处于弱势的受众具有了某种地位、优势和能量，从而可以利用现成的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从事有目的的改变、征服、反击，甚至于严重偏离轨道的传播，或者设计、创造出难以进入和解读的路径和文本，以动态的游击战术来抵抗动态的集团战略，以虚拟世界的移动性挑战现实世界的呆板性。这会迫使权力系统改变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控制方式，即有可能从由上而下的直线型管理向上下互动的网络型管理转变，由集中式的权力控制向分散式的权力控制转变。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使其走向以更加严密的方式来进行特殊的社会控制。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为反恐战略的需要，采取了深入生活各角落的电子监控、电子记录、电话监听等措施。情报系统有权侵入监控公民的邮件通讯，并通过技术手段全面监控和强制删除网络中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信息。
但是随着反恐形势的好转，这种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社会大众的强烈抗议。2009年9月，奥巴马设立了负责互联网安全的监管，引起了美国民众对政府会以维护互联网安全为由对私人系统进行干预和监管的担心。如今在世界各国所有城市的购物中心和繁华地段，经营者和管理者都公开地通过闭路电视的监视器来对它视野之内的所有人进行监视，却并没有考虑它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是否得到被监视者的允许。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不确定性还将直接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工作形态。当下，信息和知识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核能，正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媒介地理学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出生地域、成长环境、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还表现在传播技术、传播能力和工作环境上。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置于特定地域的传播技术的差异或数字差异，必然导致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而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必然导致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又必然导致收入差异和生存差异。可以预测，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传播技术的高低和传播能力的大小，肯定会与他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基本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