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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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景观:媒介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3)

二、郊区:一种尴尬的景观

城市带有浓重的人造特色,因为它是被人类改造得最为彻底的景观。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在城市版图向乡村的延伸过程中出现一片过渡地带,即郊区。

如果将传统的城市景观研究尺度增大,就将郊区包含于内,形成了所谓的城郊景观,即表现出城市、郊区各自特点及互相交融所产生的共性的、具有一定尺度的生态系统综合体。城市与郊区的景观差异,和城市与乡村景观的截然对立不同,因为郊区是城市的延展,在结构上与城市是一体的。因此从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郊区的规划与市区是统一的。但郊区同时又具有异质性,在地理位置、文化景观、社会关系、人口组成、信息流动等方面与城市体现出差别。

“郊区”一词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的单词,即suburb与outskirt。从词义上分析,前者将郊区定位为次生的、附属的城市区域,而后者则表示郊区是指城市外围的、边缘的地区,二者分别从功能与地理空间上确立了郊区的位置。郊区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空间饱和、生活品质下降,使人们渴望更贴近自然的生存方式;二是城市化的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被收编进城市的版图,城市与乡村的双向吸引便造就了郊区这一折中的地理空间。

与日益激烈的城市化相对应,大量的城市问题导致了郊区化的出现,即人口向郊区分散。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人们对城市和郊区两种生活状态的想象与体验。

为什么要郊区化以及如何郊区化,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情形下有着不同的阐释。中国城市郊区化的设想,很大一部分来自欧美国家的实践。英美的郊区化,起源于远离城市病的一种逃逸过程。城市人群回归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新鲜的空气、大片的绿地、宽松的居住空间。例如美国,被人们用“白皮黑心”来描述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即富裕阶层的白人逃离市中心,而迁往郊区;贫民阶层及黑人滞留在城市。

虽然这样的比喻并不完全恰当,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与郊区的关系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当然,向郊区的逃离能否成功,关系着城市规划理论家的种种梦想及实现的可能,也牵涉到国家政策的干预,以及实践过程中各种利益的冲突。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自然的、普遍的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出现当然离不开政治、经济因素。但是,如何制造这种人口与地点的流动,还需要依靠各种媒介营造出崭新的图景。由于郊区处于城市的边缘,人们对它的关注不如城市那么强烈,但大众媒介还是将这一区域纳入了自己的景观版图。城市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和扩张,而交通工具的变革使得工作和居住地点的分离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的边界向郊区延伸。不仅郊区生活进入媒介文本,而且媒介本身也将触角伸入郊区。一方面,媒介迅速向郊区普及。不仅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广泛覆盖郊区,传统的印刷媒介如报纸、杂志也将发行网点延伸至郊区。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承载的都市文化也呈现出郊区化趋势。在媒介编织的网络之下,人们不需要都成为城市中的人,因为在媒介建构的空间中,各种影像与文字便能激发并满足人们对都市的欲望和想象。城市郊区化的进程中,大众媒介的伸展实际上也重构了现代都市的文化地图,城市边缘的文化与景观一同被媒介催生出来,并形成新的意义。

与对城市景观的解读相同,人们对郊区景观也存在着矛盾的表征方式。不同于乡村纯粹的自然状态,郊区有不少人工痕迹,而且交通相对便利,基本处于通讯与媒介网络覆盖之中。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郊区景观在媒介中的呈现也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大众媒介中,不乏对郊区生活环境的美化。美国广播公司热播的肥皂剧《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一个完美的市郊紫藤镇,在这个生活富足、精致有序的社区演绎一群中产阶级的复杂故事。在很多广告作品中,郊区也被描绘成安逸的空间,甚至是生活品质的象征。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幅反映郊区生活的摄影作品《郊区》,用画面上物质的诱惑展现精神的富足。图中的一对中产夫妇在自己漂亮的住宅里说:“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的孩子很健康,我们有精美的食物和舒适的房子。”这种平静安宁的生活被打造成现实中的乌托邦。当然,郊区并不总是令人神往的,在《欲望都市》(Sex&The City)这部极力宣扬城市中心论和消费至上的电视剧中,都市生活被视为生存价值之所在,而郊区则是令人恐惧的去处。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原因,中国郊区化景观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也与大众媒介精心设置的完美景观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媒介中建构的郊区仍然是一个近乎理想的生活空间,不乏对田园风光的想象,但是用拥堵、混乱、尴尬来形容郊区现状似乎更为恰当。“城乡结合部”被用来指称中国的郊区,它们无法为人们提供清新舒适的空间,而只是一个尚处于无序状态的混合体。那些代表了高尚生活品质与混乱生存状态的正面和负面的符号,将郊区这块城市的边缘地带拼接成为面目模糊的暧昧空间。

三、地下的景观

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在他的著名电影《地下》(Under ground)中制造了一个地下世界,生活在这个隐蔽空间中的人对地上的现状浑然不知。当然这是一部充满了政治隐喻的电影,“地下”并不仅仅是指影片里那个人为的狭小世界,更是指笼罩在***统治下的东欧。而在不少科幻小说或影视作品中常会有这样的场景:未来城市的地底下还有一个黑暗的世界,那些无法被纳入主流人群的异类被迫在地下生存,终日不见阳光。这些地下景观虽然是艺术的想象,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人类生存中的困境。“地下”这个代表着地理方位的词汇,除了指称那些真实存在于地表之下的城市形貌,也往往会被人们用来描述那些反常态的现象,如“地下电影”、“地下广播”等等。作为一种景观,我们关注的是物质意义的地下空间,而非涉及地下的隐喻。

现实中的城市景观存在着地上和地下两种状态。地上的风景随处可见,而地下也并非是完全隐秘的空间。随着城市土地面积的急剧缩减,地下的世界早已不仅仅是自来水管、下水道、电线及通讯网络,一些公共设施如地铁、商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体育馆等也纷纷向地下发展。空间环境的质量、文化氛围的培育、商业需求的延伸、地下与地上城市的互动成为城市开发的焦点,地下文化也成为城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新的地下空间的建设中,地铁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景观。1945年,全世界只有20座城市有地铁。而目前拥有地铁的城市已增加到127座,分布在43个国家,线路长度达5200多公里。仅上海一座城市就有420公里的地铁运行里程。地铁是城市的地下动脉,依靠四通八达的铁轨,城市中的人群在其中快速穿行。正是因为地铁巨大的容量和发达的营运系统,人们每天从各地涌来,在这个地下空间中更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地铁不仅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更是一种传播媒介,大量的信息在这里交汇、集散。各大城市的地铁景观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一面镜子,浓缩了城市的文化特征与气质。伦敦、巴黎、纽约、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性格,在地铁这个流动的文化传播空间中得以体现。不同城市的地铁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象征意义,浪漫、时尚、古典等等成为标签,构建起各式各样的地下版图。地下商铺、展览馆、文化墙等沿地铁线分布的设施,便是以这个流动的媒介为依托,充分展示一个城市的历史与现状。作为繁忙的城市交通线与传播媒介,地铁在一个快速移动的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公共区域,人们在其中不断进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同时也通过加入这个信息流动的过程而积累都市经验。

除了地铁本身作为城市重要的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外,各种大众传媒也纷纷将自己的触角伸向这块地下空间。一些以地铁为背景的影视、音乐、文学、广告作品层出不穷,将这一地下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大众而言,地铁不仅是一个地下空间,更是一种情绪与文化的载体,它代表着现代文明。此外,专门针对地铁人群而发行的报纸与移动电视,例如《地铁报》、地铁移动电视等等,将更丰富的信息在这个地下空间中广泛散布。在大多数的媒介形象中,地铁作为城市文化符号而极具吸引力。地铁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它也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制造出各种关于繁华都市的想象空间。

第四节 媒介与景观社会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语境中,媒介景观超越了其媒介地理学意义,被赋予了深刻的批判性含义。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大众文化在消费社会中占有绝对优势,媒介和文化的商品化不断制造各种可见的画面、影像和表征,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强势的电子媒介裹挟技术理性浸入大众传播领域,深刻改变了大众对文化和社会的想象。当下,时间模式已经转向了空间模式,影像世界已经代替了本真世界,形式大于内容,“看到”优于“听到”,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介本身既从属于景观社会,是景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反映和呈现景观,并不断地塑造和建构景观社会。同时,景观在与媒介的互动中也显示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景观社会

“景观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的,他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深刻阐释了现代社会已经由物质社会转变为“景观的庞大堆积”,一切曾经直接被经历的事物,都成为再现而已。景观是德波对当代社会本质的概括,这种景观与前文提到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性建构起来的幻想,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表现形式。

弗尔茨、贝斯特对景观下过比较完整的定义:首先,景观是指“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所谓少数人是指作为幕后操纵者的资本家,他们制造了充斥当今社会生活的全部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则是指那些被支配的受众,或者说是芸芸众生。他们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少数人制造和操纵的景观性演出,这种迷人的“看”“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

“看”成了重要资源,“听”则被边缘化。因此,鲍德里亚用“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痴迷的观众们。其次,景观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它既不是强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的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手段和方法”。第三,在景观中所造成的广泛娱乐的迷惑下,“大多数”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而自己却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