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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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尺度:媒介传播的本土性与全球性(3)

第四节 媒介与全球性

与本土性相对的是全球性,前者强调个人生存的具体空间,而后者带来的是地域的跨越和边界的消失。“城市除了对旅游者而言仍是一个文化幽灵之外,将不复存在。”麦克鲁汉关于城市将消亡的论断,并非凭空的臆想,而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生存状态与前景的预言。电子媒介、网络构筑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确在改变着地方的外观与意义,这让人们不得不对全球性进行深思。全球性作为一个术语,近年来被频频提及,甚至达到了被滥用的程度。这一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理想化的未来世界图景——世界成为无传播障碍的“地球村”。但实际上全球性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对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趋势的描绘;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认识到,全球性带来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存在着各种裂痕,在各种层次的力量对比中,呈现出来的冲突与矛盾,才是全球化的现实。

本土性与全球性往往被视为一种矛盾,因为它们强调的是不同的生存体验。

但这二者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并产生更为复杂的地点意识。即使是全球性特征体现得最为突出的网络媒体,都无法抛弃地方所带来的影响。就像卡斯特尔所说,网络社会是由全球(global)与地方(local)两个相对体所组织起来的。经济、技术、媒体与制度化权威当局的支配过程都组织在全球网络之中,但是大家的每日工作、私人生活、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则本质上是地方的。

一、全球性的地方空间

《圣经》中的巴别塔被认为是寓意无限丰富的伟大寓言,也是希伯来民族智慧的结晶。当我们将巴别塔与全球性语境和文化的发展相连,从全球范围来看,多元文化之间的交融便是建立一座互通的巴别塔。从现实来看,资讯的发达使隔离状态瓦解,交流成为必然。虽然这种沟通难以完全实现,但巴别塔与巴别城的建造也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至于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景观才是巴别城、巴别塔所能达到的目标,从巴别塔的故事里我们亦能看出端倪。“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人民,是导致上帝断送和摧毁巴别塔的原因。“相同”与“相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相同”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能够无障碍地交流;“相通”则是经过人们的努力,消除交流的障碍,所达到的理想状态。上帝将人们分散,实际上是使得人们在理智成熟之后,运用其创造力与想象力,达成彼此之间真正充分的不同讯息的沟通与交流,从而语言相通、文化互动,而不是建造属于乌合之众的喧嚣的巴别塔。

全球性使得地方文化的构成更加复杂。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导致多样的文化景观的出现。与全球性带来的物质景观的变化相一致,地方文化同样也受到影响。

无论是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变,还是移民浪潮的兴起,都使得文化跨越了遥远的距离而增加了接触的频率。尤其对于大城市而言,比如洛杉矶,本土性逐渐转变成为不同文化组成的拼图。这些人口的流动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地理外观的改变,更在城市中形成了文化的混合空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的流动与交融,经由媒介,正在重建“巴别塔”。

1.“混血”之城

格洛利亚·安扎杜莱(Gloria Anzaldua)和凯利·莫拉加(Cherie Moraga)将这种由国际接触的加速和增多而导致的文化称之为“混血”文化。虽然混血文化最初是指在南美洲出现的非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混合,但他们用这个词更多的是描述出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之间、在人和文化的边界交往中所生成的互相渗透、不断变动的身份。当然,这种现象也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关注的问题。在霍米·芭芭看来,曾经的移民潮就创造了一种文化杂交的“第三空间”。实际上,“混血”文化与“第三空间”的出现,最为直接的影响就体现在城市之中。

苏贾在描述洛杉矶城市景观时,对于在内城中由移民构筑的空间予以了关注。

正如我们从超市的商品标签上看到的那样,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货品积聚在一起,使得超市这一普通的城市地点成为文化的缩略图。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族群,真正汇集到城市中,并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小型社区。中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等等,在美国白人社会中存在的少数族裔作为城中的他者,占据了洛杉矶城市的一部分,而且在其他的国际化大都市都能够找到类似的区域。由众多差异性的文化构成的零散的拼盘,在城市中代表着一个异类的空间。在苏贾简练的语言描述中,这些少数族群呈现出生动的图景。

既有现代化的街区,也有古典传统的市场。各种风格迥异的大小区域透过各自的方式来确认在大城市中的位置,同时,也因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鲜明对比而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在此空间中的人群所具有的身份,是由于全球化促成的,他们在新的居住城市中,依赖文化之间的碰撞而寻求自身的认同,同时,这个过程也体现出文化之间的强弱对比。当然,在主流文化的强势环境中,为了展示文化融合的图景,我们的媒介往往会制造一些弱势族群的形象,亚裔、非裔等其他肤色的面孔在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对于洛杉矶这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人们经常会用“熔炉”去形容其强大的包容力。但实际上,全球性并未真正实现文化的融合,绝对的霸权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对比呈现得异常清晰。大众媒介中所反映出来的激烈族群文化冲突,往往就以这些标榜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作为背景。因为在这些城市中,会有更多的移民汇集,也因此产生更激烈的文化碰撞。例如第7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故事发生地就选择在洛杉矶,而英国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则发生在另一个现代大都市伦敦。

2.媒介作用下黑人音乐的文化影响

虽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而且少数族裔的文化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这种文化力量的对比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黑人音乐在白人社会的流行,便在一定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改变了人们对“黑色大陆”的恐怖想象,并成为美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传统音乐中,除了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还保存了大量欧洲白人移民的民乐风格,其他诸如灵歌(soul)、福音音乐(gospel music)、布鲁斯(blues)、爵士(jazz)、摇滚(rock&roll),甚至到当今的Hip-hop和Rap,都是黑人文化浸染之下的音乐形式,并且已经在白人世界中风行。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流行音乐的一种发展趋势,更生动展示出在全球化作用下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影响及渗透的过程。

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他者,非洲大陆被长久打上了“黑色”的印记。美国的非裔黑人,则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成为“黑色”弱势群体。而全球化、城市化的过程,却使得非裔黑人逐渐占据了城中的一些区域。例如纽约曼哈顿的哈莱姆(Harlem)区,作为20世纪20年代爵士音乐兴盛时期的著名据点,借助同处于黄金期的广播媒介的传播,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黑人音乐这一黑人文化的外在表征,原是非裔黑人对白人社会表达愤怒和不满的一种方式,但在大众传媒的加速传播之下,这类音乐逐渐消减了其对抗白人制度的情绪,而被更多的白人社会认同并模仿。电视、电影中对于爵士乐等样式的多样表现,也使得具有显著特征的黑人文化群体被美国主流文化所认识和接纳。对黑人音乐中的“自由精神”的肯定,取代原先“野蛮粗鲁”的刻板偏见,这些原本属于黑色族群的文化,被白人社会接受,并日渐从边缘状态得到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在城市的街头、酒吧、晚宴等场所,黑人音乐不再是受到压制的异类,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种象征,并进而在时尚、音像等文化和商业领域流行开来。爵士、布鲁斯这些音乐样式也突破了地域的边界,被更多人接受,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一定位置。当然,黑人音乐在白人世界的流行,并不能被理解为黑人文化在美国文化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因为它只是一种族群的自我表达与认同方式。当今的爵士、布鲁斯等音乐中,早期的黑人精神已经被消磨,而加入了主流文化的因素。黑人音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组成成分,同时也被当作美国文化的一种精美修饰。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并不是彻底的,在其华丽的表象下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因为作为族群而言,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的整体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城市越来越成为文化的散居空间,在多种文化交叠的环境中,不同的人和社会群体对同一文化现象所进行的解读不尽相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散居的文化及社会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居住其中的人必须不断调适自身在文化中的位置。

二、异托邦与伊托邦:全球性媒介的地理边界

当今关于媒介所进行的重要而激烈的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媒介对当下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地理上。越来越多的媒体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传播机构。促使城市地理外观与文化全球化的原因,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推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全球性大众媒介的形成。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媒介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的结果。2006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通讯部长库南宣布了媒体法修订案,该法案取消了澳大利亚媒介产业国外资本控股限制。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举措透视出媒介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代表着一个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全球链条上的一环。

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导致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此形成人与文化之间、个体与社群之间必然产生的紧张感或认同感。城市是个体的聚集地,如果不依靠各种媒介进行沟通,那么空间的流动性就无法形成,处于不同地方的人群就无法连接起来。正是由于媒介所制造的流动空间,使得城市突破了以往的存在形式。

城市所拥有的媒介环境,即从媒介的地理内容到媒介所创造的空间,对于我们感知城市的方式极为重要。例如电子媒介与网络出现之后,城市的物质地理被颠覆,形成了另一空间维度中的城市样式,例如“全球城市”。卡斯特尔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并不局限于将其定义为纽约、伦敦之类的“统治类型城市中心”,他认为,“全球城市并不是指任何特殊的城市,而是能把许多城市不同区段(segments)导进一个以电子科技串联的全球功能性支配(domination)的网络里。”因此,按照卡斯特尔的观点,全球城市是一种空间的形式,它的形成与媒介以及媒介科技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某些城市,如洛杉矶、纽约、伦敦等在这个全球网络中占据了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的位置,但它们也只不过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些城市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一部分原因是占据了更为丰富的传播资源。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媒介对于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诸如网络之类的全球性媒介,更是打造了一个伊托邦(e-topia)之城。

福柯制造了“异托邦”(Heterotopia)一词,用以描述与乌托邦密切相关又明显有别的社会文化现象,即那些借助于想象力的真实地理。而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在他的同名著作中,用“伊托邦”来描述在一个电子传播通讯无所不在的速成环境下,一种全新的都市形式。实际上,伊托邦是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的空间,同时映射着物质的城市空间。对于伊托邦而言,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街道、建筑、公路这些现实中可以触及的地理要素,而在于网络所构成的全新媒介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