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造成这种状况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方面的原因。只是这与本文关涉不密，且不谈它。
陈寅恪不是这样。他一生学业，首在专心。专心到不问政治，也不关心政治；不问俗务，也不关心俗务；不参加争论，也不屑于争论；不做他事，也无他事可做；不习他艺，也没有几多他艺可以影响于他。他的全副身心，只在学术，尽在学术。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日军轰炸频仍，听到警笛就跑防空洞，他为此写一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那口气颇带些嘲讽与幽默，足见即使这样险恶的环境，他的表现，犹自与他人不同。
不仅专心，而且倾心。倾心是一种宝贵的情感状态，即他不仅专心学术，而且挚爱学术，因为挚爱，才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他，什么压力也打不垮他；也因为挚爱，他才能得到无尽的欣慰与乐趣。
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其实乐少苦多，有些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前面说过，他目疾严重，中年以后，竟至失明，然而，这没有阻碍住他研究的步伐。倒是更其恶劣的生存环境，给他不断增加无尽的痛苦。尤其是他的著作，写了，却出版不得，一等不能出版，再等还不能出版，以至这位学术老人要发出“盖棺有日，出版无期”的痛苦呼声。我们可以想象，倘环境由人，他虽健康堪忧，那研究的心一定是十分快乐的。
倾心之外，还有诚心。诚心是一种责任心，是由内向外而生发的一种内在性情感与品节。学术研究固然需要天才，那情形就像下围棋需要少年天才一样，就像NBA球员需要天才一样，但只有天才显然不够，还要诚心虔志，去对待它们。
而现在的学界，是诚心者少，名利者多；刻苦者少，投机者多。他们不乏天才，尤其不乏聪明，很多情况下，是太过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把一出好戏硬给演砸了。
学术研究，非具诚心不可为。诚能生静。而静是一种难得的研究境界。所谓任凭风生水起，我自淡定如初。这样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然而，如陈寅恪者，却不是淡定如初了，而是做到了静气如山，凭你什么名誉地位也无法打动他的。
诚心之上，还要敬心。陈寅恪一介书生，经历不繁，焦点不多，与他及他家接触密切的人，还保留了一些关于他生性胆小的说法，如梁宗岱夫人就有类似的回忆。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不同意这说法。依我的理解，陈寅恪可能胆小——在那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又有几个胆大的呢？但陈寅恪即使胆小，他对学术研究的敬心却大。因为敬心大，他才不怕孤独，不怕病痛，不怕权威，也不受功名利禄等各种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
敬心，乃是一种圣洁无余的态度，又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更是一种单纯干净的事实。像这样敬心的人，如哥白尼，如伽利略。他们原本是信仰上帝的，但上帝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对了，他们就要发表不同意见，实在这一颗奉献于科学研究的心，原该大于上帝。你上帝错了，也要指它出来。这比喻有些大。作两个小比方。比如玫瑰花是红的，有强势者硬说它不是红的，或者把它拔掉，把它打碎，实际情况呢？她还是红的。又如，你可以不让王小二卖豆腐，但你绝对无法让王小二信服他卖的不是豆腐。
就是你把自己化装成上帝，也不能改变他卖豆腐的事实。
敬心也者，正是一种对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无条件信任，又是一种对这研究及其研究结果的有逻辑的肯定。
写到此处，我联想到中央民族大学教学主楼中曾悬挂着“敬、静、净”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端的是好。
我认为：对于学术事业，该存敬畏之心，因为那事业原本是神圣无极的事业，面对神圣无极，岂可胡言乱语！
对于学术研究，应存静毅之心，因为那研究原本是艰深无私的研究，面对艰深无私，岂可胡思乱想！
对于学术行为，应存净洁之心，因为那活动原本是纯正无瑕的活动，面对纯正无瑕，岂可胡作非为！
九
胡适自是一位纯正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人格对现时中国的影响，显然来得更具魅力，也更密合知识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然而，在他盛年时期，包括去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其实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彼时的共产党人不喜欢他，当权的国民党骨子里实在也不喜欢他。胡适先生辞世数十年，终于时来运转，应该是这民族与社会进步了。与胡适相比，鲁迅在他的时代则是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物，反对他的人固然坚决反对他，支持他的人又要绝对支持他。而他的风格与影响，至今犹然为社会特定人群企盼与认同，可知这民族与社会的进步，又确实面临诸多困难。陈寅恪的一生，则顺利时少，坎坷时多，苦难凶险，备受艰辛。而他终于得到认可并成公众瞩目的文化人物，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三位巨人大有区别，而社会对他们的不同好恶与离合差别更大。从文明的发展阶梯考量，我认为鲁迅的时代不如胡适的时代，胡适的时代不如陈寅恪的时代。当人们忘记争斗也无须的时候，就接近大同世界了。届时，战争消弭，专制消解，政治化为管理，管理化为服务，服务化为艺术，艺术化为生活，可有多么好哇。李慎之先生说过，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是一种诗意的概括。我想补充一句：就社会的深层渴求而言，胡、鲁二人正呈赛跑之势，我希望并祝福先到达终点的是胡适先生。
而今的现实，仍需要启蒙，主要是公民意识的启蒙。胡适先生一生，说到学术与文化成果其实不足以惊人惊世，但他的学习态度与自由信念，却能持之以恒，卓尔不群。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有言，启蒙是走出不成熟状态，勇于求知。这句话，鲁迅先生或许担当不得，尤其他的晚年，更似一位全知的斗士；陈寅恪先生则无须担当，他的注意力在彼而不在此；对于这种文化责任，唯胡适先生担当得住，担当得起的。
实在自由人格的基本品征是理性的，公然的，物权的，民主的。它虽然在逻辑上并不排除正义的暴力选择，但真正倾心的形式还是和平的，渐进的，共商的。它自有坚持与坚守，也不乏持之以恒的坚韧态度，而且主张稳中求变，尽管它的结构深处一点也不缺少革故鼎新的精神，但不赞成强制，不认同群起而攻之，不惧怕反对意见，有时甚至是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也不顾念个人意见的孤独，并以能说服他人为最大的人生乐趣之一。
自从俞可平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民主的话题，在中国大陆又慢慢热络起来，而法治的诉求，则自“文革”之后，一直为社会大众所赞同所渴望。其实，民主的价值前提是自由，法治的文化前提是理性。或者说，有自由，而后有民主，否则，这民主的基础就不坚实；有理性而后有法治，没有理性的法治安排，会先天带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说不定哪一天，那些主张法治的人又会以非理性的方式去破坏它。
甚至可以这样说，唯有自由价值理念下的民主，才是善质民主，否则，极有可能成为民主暴力即暴民政治，且暴民政治与君主专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其后果更会沆瀣一气，有无相通。而没有理性的法治，也很有可能蜕变为法治的空壳，即只有法治之名，没有法治之实。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有过证明，德国**也有过证明，后来东方国家的诸多现实都有过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