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一、从杞人忧天说起
在《列子》中，有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故事说，有个杞国人担心天崩地裂，无处可存，整日忧虑，寝室难安，后经他朋友的一番劝导，终于醒悟过来，不再终日忧虑了。具体的故事如下：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无处无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无处无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这个故事没有说到杞人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他为何忧天，人们不得而知。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可能会把他说成一个哲人，一个思考终极问题而陷入思想深渊的哲人。
天地会不会崩坠？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思考的，只有哲人才去思考。因为，只有哲思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特点。按冯友兰的说法，哲学是对“真际”的思考，而非对“实际”的思考，故而，“哲学可以不切实际，不管事实”。依照冯氏的规定，“真际”是形而上的问题，亦称之为“本然”；“实际”是形而下的问题，亦称之为“自然”。研究“本然”的是哲学，或者说，是“最哲学的哲学”；研究“自然”的是科学，或者说，是接近科学的哲学。用冯氏的话说，“凡哲学中之派别或部分对于实际有所肯定者，即近于科学。
其对于实际所肯定者愈多，即愈近于科学”。依照这一标准，杞人思考的“真际”，是形而上的问题，或者说，是哲学问题；而他的朋友（晓者）主要肯定的是“实际”，更接近科学，或者说，是用科学回答哲学问题。而故事的结局是，“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应该是科学回答了哲学的问题，或者说，科学对“实际”的肯定取代了哲学对“真际”的玄思。然而，科学能否真正地回答哲学提出的问题，或者说，科学能否真的让哲人停止对“真际”的思考而转向“实际”？事情远不像寓言的结局那样皆大欢喜。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上转开，投向19世纪末和20世纪后的欧洲哲学世界和历史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场新杞人忧天的故事又在上演，或者说，它不只是故事，而是事件，既是思想事件，也是历史事件，与之相伴的是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有两次世界大战，有奥斯维辛事件，有原子弹的爆炸，有冷战，等等。可以说，科学的蓬勃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安慰，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倒是显得更加岌岌可危了。用海德格尔在《唯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地动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惊慌失措了，总之，当我们而今看过从月球发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
对于海德格尔的“惊慌失措”，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呢？说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杞人忧天”？当然，“杞人忧天”者，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忧”是“瞎操心”，还是“生于忧患”之“忧”？而要真正理解这个“忧”，理解它是否适度或者过度，则需要我们严肃而严谨地进入那个被称之为危机的时代，进入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和他们的思想，然后再进一步反思他们，进而反观我们的历史和我们当下的历史处境。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明白那个被称之为“虚无主义”的问题，才会知道，它离我们有多远，才会知道，我们是否也陷入其中，是否需要回避或从中走出来。
二、尼采的疯狂与他的“新发现”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了一段既像预言又像警示的话，“照雪蒙尼德的话，‘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不谬，则神祇亦复怀妬，是故人之以此智慧（泄漏天机）胜者，辄遭不幸”。两千年之后，亚氏的这段话似乎应验了。一个窥测天机的人惨遭不幸，他疯了，这个人就是尼采。
尼采疯了。然而，疯了的人很多，如果我们走进精神病院，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疯子，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尼采的疯狂特别惹人注目呢？一般的回答是：因为尼采是一个哲学家。然而，这一回答是否确切呢？哲学家的发疯真的会特别惹人注目吗？问题可没这么简单。
对于尼采的疯狂，一般人都持幸灾乐祸的心态，就连鲁迅都说，“尼采称自己是太阳，可是他疯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人了。其实，对哲学家之不幸的幸灾乐祸自古有之，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斐多》中看到，在苏格拉底宣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时，西米随即提到人们会幸灾乐祸，他说：“嗨，苏格拉底，我这会儿虽然没有兴致笑，你却招我笑了。因为我想到世上万万千千的人，如果听到你形容哲学家的话，准会说你这话很对；我们家乡人对你的话也会完全同意，说哲学家求的就是死；他们还会加上一句，说他们看透了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该死的。”
为什么人们对哲学家的不幸会如此幸灾乐祸呢？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哲学家总是些不务正业、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的人；他们的奇谈怪论不值得人们费心计较，甚至让人讨厌，他们的死活也不值得人们特别关注。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家就是这么一群怪人，他们疯了或死了，实属正常；如果他们不疯疯癫癫、胡言乱语，才是怪事。就此而言，“哲学家就是该死的”或者说“哲学家就是疯子”，是一般人对哲学家的普遍看法。
故而，哲学家的死亡或发疯，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在他们看来，这些哲学家都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反倒是让人感到好笑，或者说，他们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生活的笑料。在这种意义上说，民众是不理解哲学家的，或是不能理解哲学家的。因为民众都是实际的，他们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能让他们信服的只是科学，因为科学研究“实际”。
回到冯友兰的说法，哲学不研究“实际”，或者说，“最哲学的哲学”不研究“实际”，而是研究“真际”，研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想知道它的人，不能依靠感官，只能依靠思想，真正的哲学家都是些思想者。他们是思入事物之中去，思入宇宙世界人生之中去，思入意义或无意义之中去，总而言之，思入“真际”之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众是不思考的，研究“实际”的科学也是不思考的。他们只是计算、操作、操控和获取，只是面对具体的事实，而不面对作为“真际”的真实，因为“真实者是仅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这两个说法是对的：“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科学不思想”。
因其思考“真际”，而不是研究“实际”，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哲学总是不合时宜的，总是被人嘲笑或被人误解的，哲学家也总是孤独的。而之所以如此，都在于哲学思考的是“真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超出“实际”的，或者用海德格尔两段比较精彩的话说就是：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一种知：这种知非但不能被弄得合乎时宜，倒要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
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样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去当下现今找到直接反响。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要是哲学变成了一种时尚，那就或者它不是真正的哲学，或者哲学被误解了，被按照与之无关的某种目的误用于日常需要。
是的，哲学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是对“天机”的窥测；哲学家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们是“窥测天机者”。对民众来说，这些“天机”都没什么用，故而，哲学就成了“无用”的代名词，哲学家也成了无用之人的另一种说法，一种好听的或反讽的说法。正因如此，对民众来说，哲学家总是可有可无的，有其不多，无其不少，他们的死亡和发疯，算不了什么大事，不至于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可是，尼采的疯狂却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说出了埋在大家心头的话，“上帝死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之所以会引起特别的轰动，并不是他说出了别人不知道的真理，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而不敢说的秘密，或者说，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他说出了每个大人都知道的事实，“他一丝不挂”。但是，这个说出“上帝死了”的人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他羞辱了所有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不敢说的秘密，他竟然敢说出来，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说大家都知道“上帝死了”的秘密，可能不是很准确。准确地说，至少是在潜意识中，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或者说，这个秘密已经隐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了，用齐泽克的话说，“潜意识就在外面，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按照拉康所揭示的拓扑学原理，真相就附着在事物之上。在事实与真相之间，或者说，在“实际”与“真际”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纸，一层人们一捅就破、但从来不知道去捅或不敢去捅的纸；因为一旦捅开，真相的恐怖就显现了：人们一直寻觅的东西，只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或者说，人们总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此而言，真相是个纸枷锁，一个可即而不可触的纸枷锁。在电影《梅兰芳》（陈凯歌导演）中，有个纸枷锁的场面：梅兰芳的大伯因触犯了权贵，被套上了一套纸枷锁。按理说，纸枷锁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真正的束缚力，可是不然，在电影《梅兰芳》中，这套纸枷锁比真正的木枷锁或铁枷锁还更可怕，因为它是容易破碎的，而一旦弄破了，就有杀身之祸。因此，在纸枷锁下受刑的人更加不自由。
纸枷锁是不能撕碎的，撕碎它就是撕碎人们自欺的面纱，就是否认他们的实际和毁灭他们的生活意义。关于这一点，尼采是清楚的，他说，“在内心里牢牢守住谎言，有力地让谎言变成文化的基础”。但是，揭示真相的强烈冲动还是没有被遏制住，他最终还是忍不住道出了不可道出的真相：上帝死了。虽然他是用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的形式表达的，但这种“高贵谎言”的形式已经捂不住被揭露的真相了，因为“上帝死了”已经被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一旦那孩子说出了“他是一丝不挂的”，他父母的责骂和遮掩都是没有用的。真相已经被捅破了，接下来的事情是人们怎么面对真相，或怎么处置捅破真相的人了。
按照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读，两千年后被尼采所揭露的真相，早就被两千年前的柏拉图所知晓，所不同的是，尼采把它揭露了出来，而柏拉图把它隐藏了起来。用朗佩特诠释施特劳斯的话说就是，“尼采公开表明的东西，柏拉图早就想到了，但柏拉图也想到，这些东西不宜说出来。二人对哲人是什么样的人有相同的看法，不过，尼采把这种高深的认识拿出来展示，柏拉图却将它隐藏起来”。很显然，按照施特劳斯的阐释，柏拉图意识到，哲人是窥测天机者，而不是泄露天机者；尼采的错误在于，他不但窥测了天机，还泄露了天机，因而，他会惨遭不幸。
回到施特劳斯的看法，尼采发现了柏拉图曾经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被柏拉图隐藏了两千多年，直到尼采，才又被重新发现。但是尼采缺少柏拉图的审慎，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受过现代思想洗礼过的人，虽然尼采崇拜希腊，但他还是没有摆脱现代人的自我中心，他鲁莽地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切又都有其现代思想的渊薮，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就是，“现代思想达到其顶点，达到其最高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这种最为激进的历史主义主张的东西这里：把永恒的观念置于弃置不顾的境地。忽略永恒的观念，或者说不再理睬人的最深切的愿望，因而撇开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现代人从一开始就得为自己想要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想要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想要征服命运而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