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虚无与哲学
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所谓尼采的“新发现”，只是重新发现了一个“不新的东西”，一个被隐藏了两千多年的东西，一个让人烦恼和惊恐的东西，一个被称之为“虚无”的东西。
虚无意味着根基的缺失，或者说，根基的非自然性，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意味着时间性的空洞和历史性的深渊，更进一步说，意味着永恒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存在成为了问题。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看到，哲学就是伴随着这个问题产生的，泰勒士之所以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可能就在于他意识到，如果世界没有一个本源，没有一个灵魂，那就不知道它源自何处，又归向何处，一句话，存在就是令人疑惑的。因此，世界必定有其本源，有其灵魂。这或许就是泰勒士把水和灵魂或神灵并举的原因，他说，“神就是宇宙的心灵和理智（nous），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精灵（daimones），正是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潮气，一种神圣的力量贯穿了宇宙并使它运动”。
如果说泰勒士的存在之惑与永恒之思还略显模糊和粗糙的话，那么，在巴门尼德那里，问题就显得更加清楚，立场就更为坚定了。巴门尼德坚决否定虚无，将其称为非存在，把思考它的道路称为意见之路。在巴门尼德看来，意见之路是要坚决予以否定的，尽管它就是人们亲眼所见和亲耳所听，是他们每天接触和感受到的。然而，巴门尼德为何要否定人们的所见、所闻、所听、所感呢？原因在于，他不愿人们因怀疑存在而落入虚无。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个生灭变化的世界，那么，存在就成了问题，就会落入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烦人和恼人的，是人们无法回答的。在巴门尼德看来，哲学不是去思考回答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是思考如何回避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消解掉。思考如何回避掉虚无的道路，就是思考存在的道路，或者说，把存在放入思考中的道路，也就是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理解巴门尼德的初衷，才会真正读懂他那段既有道理又违背常识的高论：“仅仅剩下存在这一条途径可以通行。这上面有许多标志表明：存在的东西无生无灭，它完整，不动，无始无终。它既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而是整个在现在作为‘单一’和连续性；因为你在哪里寻找它的来源呢？它是怎样生成，并在何处生成呢？绝对不能这样说，就是思想存在不在也不行，存在的东西不在是无法言说也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什么它一定不更早或更迟些开始于虚无之中呢？所以要么永远存在，要么根本不在。信念的力量将不允许，从非存在中有什么东西生出；因为正义并不把它的锁链放松，任凭生成或消灭，而是把它牢牢捆住，要么存在，要么不在，问题的全部结论就在此处。所以可以断定，一条途径不可思议，无可言名，因为它并不真，另一条道路才是实在的途径，由此看来，存在的东西怎么能够灭亡呢？又怎么能够生成？它如果在过去或在将来生成，那么它现在就不在，所以生成是子虚乌有，灭亡同样不可言名。”
我们看到，区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就是区分可思的和可见的。巴门尼德看到，可见的是不可思的。可见的是生灭变化，可是，这些生灭变化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无法回答“它是怎样生成的，并在何处生成的呢”这个问题。而如果人们无法解释何以有生灭变化，又何以能肯定生灭变化呢？也就是说，肯定不能建立在无法肯定之上，或者说，在人们谈论生灭变化时，已经以肯定它们的存在为前提了，否则，人们就无法谈论它们。因此，可以这么说，对生灭变化的谈论以对存在的肯定为前提，在谈论生灭变化时，已经在谈论存在了。或者说，对存在的肯定就是建立在对生灭变化之谈论的基础上。再或者说，人们谈论生灭变化就是在谈论存在，因为这时，“作为思想的和作为存在的是一回事”。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一切都从可见的转到可思的之上了，而进入可思之中的前提是对可思之物的肯定，也就是说，可思的就是已经被肯定了的，就已经是存在了的，哪怕所思的是生灭变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一切皆流，无物存在”也已经是一种肯定了，已经是在言说存在了，因为它已经处在可思的天平之上，而非处在可见之中。正因如此，海德格尔的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
虽然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气质还是非常不同的。
套用现代哲学的话说，巴门尼德是存在论的，赫拉克利特是现象学的。巴门尼德以肯定存在为前提，或者说，他指出了存在的肯定性本质，这种存在的肯定与现象无涉，存在是现象显现的前提；而赫拉克利特则以怀疑论为前提，他的切入点是流变的现象世界，是“万物皆流，无物常在”，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要从流变的现象中找到不变的“逻各斯”。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他的如下说法了，“虽然这里所说的‘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是不留意，无论是在他们所见以前还是在最初听到它之时。尽管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而我又按其本性划分每一事物并说明它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人们却像毫无经验一样，虽然他们对我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有所体察。另外的人则根本没有注意他们醒时所做的事，犹如忘却了他们梦中所为一样”。
很显然，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在思想和言说存在，但在方式上差异很大。巴门尼德是直接言说存在，赫拉克利特是言说到存在中去。对于巴门尼德来说，无论说什么，总已经是在言说存在了，存在是显现在那里的，是明明白白的，人们要做的只是守住真理之路，不被现象欺骗，走到意见之路上去；而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存在并不总是明明白白的，它总是和生灭现象密不可分，总是忽隐忽现，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自然惯于掩盖自己”，因此，只有洞悉了现象，知道了现象的“逻各斯”，才能思及存在。用一句概括性的话说就是，在巴门尼德那里，只要守住了存在，就能洞悉现象；但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则相反，只有洞悉了现象，才能进入存在。
仔细分析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方式，我们不难发现，巴门尼德走的是曲线，赫拉克利特走的是直线。但吊诡的是，在思想的道路上，巴门尼德的曲线变成了直线，而赫拉克利特的直线变成了曲线，何以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稍做分析吧。我们看到，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所言说的存在是建立在一种从可见到可思之转向的基础上的；没有实现这种转向的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因为他们只生活在可见的世界中，对于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他们会感觉莫名其妙，会认为那是奇谈怪论。因此，巴门尼德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与巴门尼德不同，赫拉克利特的言说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着手的，他所着眼的是“火”，是流变的万物，是可见的东西；但是，这些可见的却都是流变的，是不可捉磨的，一旦去琢磨它，就触及了“逻各斯”；而这个“逻各斯”却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除非发生一个转向，从可见转向可思，否则，“逻各斯”总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感觉赫拉克利特怪异、晦涩，甚至神秘，因为他居然从一般的现象拐入了一个与之幡然有别的非现象的“逻各斯”理论。这种转变让留在可见世界中的人感觉怪异，甚至难以接受，所以，赫拉克利特才以“晦涩的哲人”闻名于世。
我们看到，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在其思想中实施了转向，都从可见转向了可思。所不同的是，巴门尼德的转向是一开始就提出来的，是明明白白地告知了的。所以，巴门尼德给人的感觉是难以理解，而非神秘；如果接受或理解了他的转向，接下来就是会感觉明白晓畅，如果不能接受或理解他提出的转向，就不会去理会他。与巴门尼德不同，赫拉克利特的转向是没有提前告知的，是突然的。他带领别人在现象的道路上行走，走到一定的时候，突然拐入了一个非现象的角落，这会让跟着他走的人来不及反应，感到“神龙见首不见尾”，故而让人感觉神秘、不可理解。
哲学处在从虚无到存在的拐角处，或者说，哲学是超出虚无而落脚到存在的。无论是巴门尼德的直接转向，还是赫拉克利特的间接转向，转向都是存在的，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没有这一转向，就不可能有哲学，没有实现转向的人，就不可能是哲人。一般人没有实现这一转向，他们只生活在流变的可见世界中，他们每天看见的、与之打交道的，都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东西，他们也只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并不理解这些东西。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听，不懂得怎样说”，因为“许多人并不留心思考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即使教导他们也仍不理解，尽管他们自以为理解了”。用巴门尼德的话说就是，“生成、灭亡、存在和不在，位置的转移，色彩的变化，这些常人信以为真的东西，不过是人为的名称”。对于这些人，巴门尼德的看法是，他们“又瞎又聋”。
当然，明明白白地说出“转向”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柏拉图的《斐多》和《理想国》等多篇对话中，苏格拉底都直接提到了灵魂转向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告诫人们，要学会用灵魂的眼睛看，而不只是用肉体的眼睛看，这样才能看到真相，他说，“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得甩掉肉体，全靠灵魂用心眼儿去观看”。因为“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看那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好像没有理智了”。不难理解的是，用灵魂的眼睛看就是进入可思的世界，摆脱事物的生灭变化，看到存在本身，看到一个被绝对肯定的世界。惟其如此，人们才能摆脱生灭世界所带来的“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折磨，才能摆脱死亡的恐惧，找到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处所。也正因此，苏格拉底才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惟独他们最不怕死”。
通过讨论哲学开端处的几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是一项思考存在和拒绝虚无的事业，或者说，是一项通过思考存在而拒绝虚无的事业。因为有虚无的侵扰，有生灭变化充满人们的眼帘，人们无法回避“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问题，无法回避时间性的烦恼和焦虑，无法回避“何处是家园”的根基性追问。而这些疑问总是表明存在出了问题，表明人们无法完全信任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表明在现象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极度艰难。正因如此，一个绝对肯定的世界是人们内心所渴望的，但是这个世界却又是人们看不见和摸不着的，虽然它令人向往，但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它总是超出“实际”，显得缥缈。但是，如果人们不能相信那个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世界，他们就永远无法安心于这个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看得见和摸得着，但它总处在流变之中，生灭变化、生老病死，让人无法琢磨，感觉不可思议。
也恰因如此，哲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设想：可不可以把问题颠倒过来，先相信一个绝对肯定的世界，再去观看那个生灭变化的世界？这样一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问题消失了，生灭变化的世界变得不再重要了，不再那么折磨人了，生老病死也不再显得那么可怕和令人恐惧了，或者说，一个奇迹出现了：哲学抗拒了虚无。很显然，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哥白尼式革命”，通过一种颠倒或一种转向，一个安身立命的世界产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到让人感觉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然而，正因为事情是这么简单，所以人们感觉难以置信，或者根本不能相信和不去相信。这样一来，哲学家的这个伟大尝试，总被看成一种奇谈怪论或胡言乱语，哲学家的这个伟大发现总被置若罔闻，哲学家也变成了“该死的”或者“疯子”。正因为人们不能和不去相信，哲学就变成了一项艰难的事业，一项不断被误解的事业。最简单的事情往往总是最艰难的事情。哲学所提出的“灵魂转向”问题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好心的哲学家总是被误解，而一般的人又总是深陷不断被虚无化的可见世界而不能自拔。哲人和民众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民众骂哲人“该死”，是“疯子”，哲人对民众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他们是“瞎子”、“聋子”，是“常人”，是“群氓”，或者用赫拉克利特之带有蔑视的话说，“猪在污泥中，而不是在洁净的水中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