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视觉（艺术）成为法国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梅洛·庞蒂、萨特、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利奥塔、德勒兹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视觉问题，先后发表了《眼与心》（梅洛·庞蒂著，1964年）、《词与物》（福柯著，1966年）和《这不是一支烟斗》（福柯著，1968年）、《话语，形象》（利奥塔著，1971年）、《绘画中的真理》（德里达著，1978年）、《感觉的逻辑》（德勒兹著，1981年）等著作，成为20世纪法国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景观之一。其中福柯的视觉思想极为独特，他以其敏锐的哲学视角和华丽的叙述语言向我们展示了视觉与话语、身体、知识、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我们研究视觉文化诸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对我们深入地研究当代文化中的视觉化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
视觉问题在福柯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大多以视觉或视觉化的场景和形象开头或结尾，遍布各种图表和插图，竭力追求一种“视觉风格”（visualcharacter），“从视觉到视觉展开”，这成为福柯著作的突出特点之一。《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词与物》分别从“疯人船”形象和委拉斯开兹的《宫娥》进入了他的哲学思考，以生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错综复杂的视觉世界；《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以其极具视觉效果的叙述语言开篇，前者描述了代表古典分类医学与现代临床医学的两个代表性病例，后者描绘了弑君失败者达米安行刑的惨烈场面。福柯如此沉湎于视觉，犹如一个画家创作了一部部充满诗情画意的哲学著作，以至于德勒兹称他是一个“观看者”（voyant），“只有在同时基于对观看的热情，福柯才会感到陈述及发现他人陈述时所带来的乐趣：定义福柯自己的首要之物是声音，再加上眼睛；眼睛，加上声音”。由此德勒兹认为福柯的著作总是贯穿着“可视”与“可述”两条线索，具体可描述为物与词、看与说、可视性平面与可读性场面、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表达形式与内容形式等，实际上就是福柯的视觉与话语问题。
在福柯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观看方式与言说方式，时代发生变化，观看方式与言说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知识是每个时代的基本单位之一，分布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并由可视与可视的组合而界定。因而，福柯考古学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像鲁塞尔那样“打开词汇、句子与命题”，寻找每个时代的陈述；另一方面要从所观看事物之中发现每个时代的可视性与“自明性”。换言之，福柯也是一名“视觉考古学家”，“福柯的目的是向我们表明，关于某一时代建构可见与不可见关系、可视与可述关系的方式，什么是与众不同的”。
首先，视觉与话语是异质性的，不存在同构关系和对应性。《知识考古学》区分了作为话语实践的陈述与非话语实践的可视性，赋予陈述以无比的优位性，可视性作为一种否定形式被置放于陈述场域的空间之中。即使如此，可视性依旧与陈述保持着不可化约性，有其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和要素，光线的存在使可视性变得可视、可感，正如语言的存在使陈述变得可述、可说或可读。陈述有其言说对象，可视性亦有其自身内容，两者之间没有共同形式和内容。福柯在《宫娥》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语言和绘画的关系是一种无限的关系，并不是说词语的不完善，或者面对可视事物时，词语不可克服它们的不充足性。也不能归结为其他的原因——只说我们看到某某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看的东西永远不会蛰伏于所说的东西之中。”
显然语言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非关系”，两者是不相容的。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我们看到收容机构作为疯狂的可视性形式，并非源自于医学；而医学作为非理性陈述的表达形式，早将其诊断内容扩展到疗养院之外；同时以博斯、勃鲁盖尔、第艾里·布特、丢勒为代表的绘画与以布兰特、伊拉斯谟为代表的诗歌分别代表了疯狂的形象世界与陈述场域，“宇宙观形象与道德反思运动之间，悲剧性元素和批判性元素之间，今后将要渐行渐远。在疯狂深沉的统一体之中，打开了一道永远不会合拢的裂痕”。《规训与惩罚》也有精彩分析，作为可视性的监狱亦非源自作为表达形式的刑法，而刑法则不断地生产独立于监狱的陈述，作为可视性的监狱与作为陈述的刑法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转化与生成的可能。“但一旦词汇与事物被打开，陈述与可视性被发现后，话语与视觉便被提升到较高等的运作中，即‘先验运作’，因而话语与视觉都各自达到自身之极限，并以此为界，可视仅可能被看，可述仅可能被说……它拥有不对称的画面：盲目的话语与无声的视觉。”
其次，视觉与话语之间总是存在着裂痕、冲突、矛盾与缠扭，可视性与陈述如搏斗般扭成一团，相互渗透、相互驱使与相互掳获。《这不是一支烟斗》主要以《形象的叛逆》和《双重之谜》为出发点论述了马格里特的“图形文”（calligram）艺术，详细地描述了可视性与陈述之间的搏斗之过程，“这不是一支烟斗”是陈述，而“烟斗”图形是一个可视性的形象，两者之间相互否定，相互缠扭。福柯显然接受莱辛关于绘画和诗歌理论的影响，将《形象的叛逆》描绘为两军对垒的局势：“我们必须接受在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一系列纵横交错——或者相互攻击、射向对方的箭、挖对方的墙角、长矛的刺杀、伤亡、战斗。”马格里特似乎追问“图”与“文”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空间，“图”与“文”能否和平共处？福柯以克里和康定斯基与马格里特进行对比，发现克里虽然推翻了图文的共同空间，但还是耐心地建构一个既无名称又无几何形态的空间，而马格里特却以语词掏挖空间，暗中破坏空间，于是，像古老的金字塔一般牢固的透视结构从此变成一个即将倒塌的“鼹鼠窝”；康定斯基把绘画从相似性和确认性中解放出来，马格里特切断了相似与确认之间的联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新的不平等性。由此传统的再现原则彻底失效，陈述与形象之间不能相互指称、描绘、命名与分类，它们没有共同的领域，也没有会合的场所，或者说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空间，“没有任何场面能够充当它们的共同场所”，是一种“非场所”。
最后，视觉与话语之间走向了多样性的关系。自发表《尼采、谱系学、历史》之后，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或力量关系呈散点式漫射，在可视性的感受性与陈述的自发性这两种不可化约的形式之间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并向“第三种多样性”发展。“陈述只在话语的多样性中存在，而可视性则只在非话语的多样性中存在，而且这两种的多样性开启于第三种多样性上，即力量关系的多样性，一种漫射的多样性，它不再由前两者通过，而且是自所有二元化形式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动态的、逃逸的、漫射的力量关系，《规训与惩罚》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点，权力关系漫射于规训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视性的场域处处可见——监狱、军营、学校、医院、家庭等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同时关于规训与惩罚的陈述也日益多样性，包括刑法、纪律、规定等等。这种力量关系总是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使视觉与话语成为一种“非关系”，场所也成为一种“非场所”。
二
身体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这与法国思想界重现发现尼采密切相关，正是尼采使许多哲学家纷纷转向身体，体验身体，洞察身体，审视身体，希冀开辟哲学新的问题域。在众多思想理论中，福柯从视觉的角度切入对身体观念的审视，关注现代视觉机制是如何将不可见的身体转变成为可见的身体的。福柯通过考察医学凝视与身体的关系、监狱机制与身体的关系发展了尼采的谱系学思想，由此现代社会实现了从凝视的目光到规训的身体转变，彻底沦为“规训社会”。
《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副标题曾是“凝视的考古学”，论述的是“观看的行为——凝视（gaze）”，后来鉴于陈述与可视性之间的优位性问题才改为“医学感知考古学”。
不管副标题如何改变，视觉与身体的关系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核心主题，“凝视”始终是福柯思考的中心。在福柯看来，可见性的变化是古典分类医学的语言阐释模式向现代临床医学的话语系统转变的重要标志。古典分类医学是以林奈的生物分类方法对疾病进行分类，关注疾病本身，而非人的身体，着重探讨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分布。古典分类医学认为疾病与身体没有必然的关系，身体在疾病分类范畴之中无处容身，反而成为我们认识疾病的障碍。分类医学必然需要语言学的解释模式，必然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现代临床医学完全抛弃了“所指的结构分析”，诉诸“话语类型的分析”，“不仅疾病的名称，系统分类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应用于病人身体的基本感知符码，观察对象的领域，医生凝视穿越了身体的表面和深层，这种凝视的整个指向系统也都发生了变化”。现代临床医学转向了“一个稳定可见性的世界”，将人体黑暗的内部全部敞开，身体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凝视的目光”，“至高无上的理性之光以其威严的暴力形式结束了特权知识有限的黑暗王国，建立起一览无余的凝视帝国”。不可见的身体变为可感的、可见的，由此身体变成了三维的立体空间，成为清晰可见的视觉空间。现代临床医学在福柯看来是“第一个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它与《词与物》所分析的语言学、经济学、生物学一样，都是围绕“有限的人”建构起来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临床医学的诞生》不仅是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附录”，又是《词与物》的“导论”。
如果说《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凝视的目光”观看“可解剖的身体”，那么《规训与惩罚》不仅涵盖了“可解剖的身体”，而且还提出了“可规训的身体”，标志福柯从考古学阶段转向谱系学阶段，从“可解剖的身体”转向“可规训的身体”，并将权力、知识与身体有机联系起来，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谱系学作为来源分析，处于身体与历史的衔接之处，它展示身体，身体总是打上历史的印记，并展现历史破坏身体。”更重要的是权力粉墨登场，斗争与反抗，对峙与倾轧，参与了视觉与身体的实际运作。关于这一点，《临床医学的诞生》曾有所提及：“18世纪末，观看就在于将其最大的身体不透明性留给经验；闭锁于事物自身内部的坚实性、晦暗性和密集性，拥有真理的力量，并非因为光线，而是由于缓慢的凝视依靠自身的光扫视它们、包围它们，逐渐进入它们。位居事物幽暗核心的真理，悖论般地，与那种将事物转暗为明的经验凝视的最高权力联系在一起。”凝视之光开启了不可见的身体，将不可见的身体从“幽暗变得敞亮”，由此构建了不可化简的现代人，由此医学的凝视开始了对身体的视觉规训，与权力纠结在一起，“权力之眼”开始了一场疯狂而又冒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