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探讨了“微观权力物理学”，身体成为权力关系运作与实施的重要对象，各种规训技术与惩罚措施，诸如“时间表”、“层层监视”、各种检查等等，微妙地作用于身体，成为“身体的政治技术”。这些规训技术与惩罚措施广泛地实施于医院、监狱、学校、工厂、军营等机构，“病人”、“囚犯”、“学生”、“工人”、“士兵”也是规训技术的产物。由此，身体在权力的运作与实施下变成被操纵的、被塑造的、被规训的，“人是机器”的隐喻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与政治领域”，后者“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身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这样“可解剖的身体”与“可操纵的身体”结合起来，“规训社会”由此而形成。
福柯以英国哲学家边沁精心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作为现代社会的形象隐喻，系统地阐释了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首先，“全景敞视监狱”是现代规训技术的完美体现，通过特定的空间分布与光线安排，从而具有神奇的规训功能。
根据福柯的分析，“全景敞视监狱”具有特殊的“隔离功能”、“监视功能”和“实验功能”。隔离功能是指“全景敞视监狱”设计了众多像小笼子一样的小囚室，将囚犯彼此隔离开来，防止囚犯之间的冲突与串通谋反，从而对每名囚犯实现有针对性的规训；监视功能通过充足的光线和监视的目光监督着囚犯身体的任何举动，不断地使囚犯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从而转化为囚犯的自我见识与反思；实验功能通过实验各种规训技术和惩罚技术，寻求最有效的规训方法，并进行广泛的推广与应用。其次，“全景敞视监狱”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可见性原则。“在一个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关注的原则。”从医院到国家机构、从家庭到学校、从工厂到军营，处处都体现了可见性原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
panopticism一词源自panopticon，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新词，这个词的词根系希腊词optikon，相当于optic，意思是“眼睛的、视觉的、光学的”。“全景敞视监狱”与眼睛、视觉或光线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一座围绕视觉而构建的监狱，是一个权力参与运作的、有关眼睛与身体的视觉空间，充分体现了可见性原则。可见性就像一个“捕捉器”，使身体处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监视的对象和操控的对象。最后，“全景敞视监狱”就是一台光线、目光与身体错综交织的“视觉机器”，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集中体现在对于身体、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全景敞视监狱”追求的效果就是，中心瞭望塔上的监视者可以清楚地观看被监视者的任何行为，而被监视者却看不到中央瞭望塔的监视者。这样的一种视线安排和空间分布使被监视者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至于是否有监视者，谁来实施监视，这并不重要，由此监视主体只是一个可视性的位置，或者说是可视性的衍生功能。在这一点上，福柯与《宫娥》所分析的国王位置、《何谓作者？》所讨论的作者位置、《知识考古学》中所论述的主体位置是一致的，监视主体只不过是可能位置之一。这样，“全景敞视监狱”彻底成为一台没有国王而只有王位的权力运作机器，一台不依赖任何监视者的而只凭某种监视的目光安排来运作的权力机器，“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三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形成了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柏拉图赋予了视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众多感觉之中最高贵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五官之中，视觉对人类求知能力影响最大。启蒙思想进一步强化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企图以理性之光消除一切黑暗，照亮整个世界，可见性原则也成为启蒙思想的要素。“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本身就包含着“光”（light）之意，这也就不难理解边沁为他精心设计的监狱取名为“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缘由，无非是实现启蒙运动的光学理想。关于这一点，福柯曾在访谈中阐释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与启蒙理想的关系：“我要说边沁是对卢梭的补充。激励了众多革命者的卢梭式的梦想是什么呢？那是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每一部分都清晰可见，梦想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边沁既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又是其对立面。他提出了可见性问题，但是把可见性想象成完全围绕着一种充满统治性的、无所不见的凝视。他发起了普遍的可见性的计划，该计划为严酷而细致的权力服务。所以，边沁的这种实施‘全景’的权力的技术观念，是嫁接在伟大的卢梭主题之上的，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大革命的诗意的基调。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卢梭的抒情主义与边沁的执著”。由此，启蒙理想与视觉现代性实现了合谋，创造了以“全景敞视监狱”为隐喻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我们不在圆形竞技场中，也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全景敞视机器之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
显然，福柯对启蒙理想持有很强的批判意识，认为启蒙理想——人的解放（包括身体的解放）——依旧是个神话，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强烈批判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反视觉中心主义的整体语境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如何沉湎于视觉现象，他依然更多地受制于20世纪法国思想普遍存在的反视觉话语，对福柯而言，朝上的眼睛总是比凝视的帝国更好”。耐人寻味的是，福柯采取了极为巧妙的策略反对这一传统，他早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凝视”的“瞥视”（glance），这种“瞥视”是“就像一个手指那样指点着、揭发着”，就是“触探深层的食指”，更具冲击力和穿透力，更容易到达事物内部更深之处。
实际上，福柯颠覆了视觉高贵地位，对视觉、触觉乃至听觉进行了重构，提出了“触觉般的视觉”、“听觉般的视觉”，并与视觉本身构成医学凝视的三角结构。“如此装备之后，医学凝视包含了比‘凝视’一词本身更多的内容。它将不同的感觉领域纳入一个单独的结构。视觉/触觉/听觉的三位一体划定了一个感知构造……为了不可见的空间分配，‘瞥视’成为一种复杂的组织。每个感觉器官接受了一定的工具性功能。而眼睛必然没有了最重要的功能；在‘皮肤组织和膜的开始部分’之外，视觉还能涉及什么？借助触觉，我们能确定内脏肿瘤、癌症、卵巢肿大和心脏肿大；而经由耳朵我们可以感觉到‘骨骼的断裂声、动脉瘤的辘辘声、胸部和腹部被敲打时发出的某种清晰的声音’。现在医学凝视被赋予了一种多重感知结构。这种凝视在触摸、倾听和——既非本质地也非必然地——观看。”
后来德勒兹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也使用了“触觉般的视觉”以取代纯粹的视觉，他指出：“在绘画中，一切都是视觉性的，但是视觉至少有两种感觉。色彩主义，以它特有的手法，就是要重新赋予视觉一种触觉感觉……色彩主义的用语，不仅仅是暖色与冷色，还有‘笔触’、‘生命’、‘抓住生命力’、‘滤清’等等，都证明了视觉的这一触觉感觉。”他认为古埃及的绘画有一种触觉般的视觉，从而成为了不起的艺术；古希腊艺术通过区分层面、发明透视和引入明暗等分解了埃及人的触觉空间；古典艺术发现了纯美学的法则，使得古典表现为一种有机的、有组织的和造型的表现；拜占庭艺术取消触觉而走向纯粹视觉或者哥特艺术走向纯粹触觉都是不可取的。德勒兹认为培根的色彩主义通过结构、形象和轮廓重建了古埃及艺术的“触觉般的视觉”，也成为伟大的艺术。德勒兹最后一章提出了“眼与手”，完全不同于梅洛·庞蒂“眼与心”，强调画家就是要“抓住鲜活的事物”，“但是事实本身，这一来自手的绘画事实，构成了第三只眼，一只具有触觉的视觉的眼睛，是眼睛的触觉的视觉，是新的明亮度与清晰感。就好像从视觉上超越了视觉与触觉的双重性，而迈向了这一来自图形图表的视觉的触觉功能。”我们看到，无论是福柯还是德勒兹，他们都认识到了西方建立在“视觉中心主义”之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所以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触觉般的视觉”，“由此，像触觉这样更直接的感觉有必要疗治视觉在西方经验中的沉重负担。”
四
当前是一个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大量的视觉图像蜂拥而至，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使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比任何时代更具视觉性，而且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之物、不可视思想皆有可能转化为视觉图像，使其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由此人类日常生活完全被视觉化了，一切不具视觉性之物都予以了视觉化：科学研究的可视化、医疗诊断的视觉化、课堂教学的视觉化、新闻报道与信息处理的视觉化乃至购物中心的视觉化销售……福柯有关视觉与话语，视觉与身体，以及有关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等视觉理论无疑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化中的视觉化问题提供了理论路径，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福柯关于视觉与话语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图”“文”之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世纪之交，视觉图像大举进入各种图书，从大众通俗读物到艰涩哲学著作，图文并茂，精美纷呈，甚至出现“图压倒文”的现象。图文之争折射出当代文化的普遍视觉化，并且日趋加剧。诸多学者惊呼“图像霸权”、“图像殖民”，其实大可不必，图文之争由来已久。福柯早已指出图文之争是正常现象，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关系”，而非辩证关系。我们应走出图文之争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洞悉图与文之间的多样性关系。
其次，福柯关于视觉与身体的思想有益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当代视觉文化中的身体问题。在一个视觉图像和视觉消费泛滥的时代，身体也“被把握为图像”，或者说也完全被视觉化了，成为视觉图像竞相表征的对象。虽然波德里亚将“身体”描绘为“最美丽的消费品”，他深刻地指出：“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并不是主体自主意识的结果，而是依据娱乐最大化的标准原则，依据强化的工具性原则，这一原则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的编码和标准密切相关。换言之，人们管理身体，把它当做一项遗产来照料；人们把它当做社会地位众多能指之一来操纵。”这一思想与福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身体并没有解放，依旧是规训的、可操纵的身体，不过以更加隐蔽的审美化、视觉化策略方式运作着、实施着。当下对身体的视觉规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苗条”（slimness）。现代传媒以各种各样的“苗条”视像参与了苗条文化的建构与运作，苗条身材成为所有女人追逐的梦想，肥胖臃肿成为“他者”，遭到排斥和压制。许多女性即使饿得发慌，也要努力减肥、健身，更有甚者，忍受剧痛，花费巨资，进行美容、美体，“人造美女”由此诞生。身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遭受全面的折磨，在某些美学法则下遭受监禁、简约与禁欲，“女性美最终又是一套规范性的、具有规训力的规矩”。
最后，福柯反视觉中心主义的策略也为我们思考视觉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提供了参照。在一个普遍视觉化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借助福柯和德勒兹所提出的“触觉般的视觉”来拯救当代文化中不堪重负的视觉，或者如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摧毁视觉霸权，“走向一种听觉文化”。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