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务实尚圆、贵古贱今的民族心理趋向，亦成为怀古主题内在驱动力之一。研究价值趋向变化的跨文化审视注意到，传统中国人以过去取向为第一序的价值优先，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人为现在取向代表，美国人为未来取向代表。中华民族重本（农）抑末（商）价值取向源远流长，由此衍生出注重既得、既往的实体实事，而对现实正在发生发展的事物重视不足。因而王充《论衡》就一再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齐世》）；“俗儒好长古而短今……信久远之伪，忽近分之实”（《须颂》）；“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案书》）；桓谭《新论·闵友》亦言：“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也指出：“夫古来知音，多贱同（世）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又葛洪《抱朴子·尚博》：“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直至《红楼梦》第十七回宝玉题大观园匾额楹联亦曰：“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
也正由于上述民族文化心理，中国文学主题史的研究特别有意义。因其积累丰厚，有不可胜数的、相对连续性的材料可据。因而怀古又不光是文化上的原因，还有价值取向决定的心理原因。由于人的自我意识是永不满足的，现实中总要寻求一个又一个新的需要，不易在眼前发生的事件中求得圆满；而逝者长已矣，时间可以将既往的一切筛选、沉淀、诗化、理想化。借助于习惯性的回忆缅古，人们还最便于内在地超越现实。如沈约《宋书》七十三本传载颜延之《庭诰》一文，便指出了贫士失志落魄时的这种精神超越方式：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有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如此精妙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平衡法为后世纷纷认同采用。《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和《初学记》卷十八就引用了这段话，作为精英文化思想武库中的珍品奇货。怀古内容是什么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何以有这种“向后看”的价值追索意向。
基于这种价值选择，我们就并不奇怪：为什么许多怀古之作并非是理性的实事求是，而是情感式的执著眷恋或先入为主的咎归一责。主体实际上是按自己的意志去理解和阐发“心中的历史”。所以文学中大凡怀古之作，一部分是将历史完美化；另一部分则是以古鉴今，利用重塑了的记忆，将特定的史实成因一元化处理，绝对化地归纳，将复杂多元的历史事件始末缘由归功或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事件，进行单一的线性因果联系。既以古为鉴，自圆其说，又在艺术表达上取得一种言约意丰，余味不尽的效果。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十由使事用典角度分析道：“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正由于意识到贵古贱今等民族的文化心理习尚，历代创作主体在艺术表现上亦投其所好，借古事古语来填补现实种种缺憾。而其艺术表现力趋于圆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每在于此。
其四，是熟读背诵、家学师承的学习方式。当代文化人类学把个人人格归结为“是每个带有特殊遗传特征的个人所经历的濡化的产物”，因而，“尽管一个人学习什么对于人格的发展相当重要，但多数人类学家认为一个人如何学习也同样重要”。
以《诗》、《骚》等为主的“根文学”在中国文人的心里始自幼年就形成了一种审美的“先结构”，与此同时，特定的学习方式又确立了典范作品的神圣和庄严，规定了后世百代文人的接受方式和文化的“濡化”方式。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说得明白：“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古人学习即讲究尚古，文史兼通，愈古愈生崇敬之心。
文学的演变离不开接受过程，姚斯曾指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有美学的、也有历史的内涵。美学蕴涵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着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其中明显的历史蕴涵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而中国文学接受主体（又是创作主体）的“先有”、“先见”、“先结构”所形成的“期待视野”，具有根文学所形成的强大的吸附性与排他性。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的这段话是很有说服力的：子美（杜甫）诗有“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风”，乐山诗云：“巫山暮足霑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陶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韦应物亦有：“采菊露未，举头见南山”。又东坡……如此等诗，不可尽数，每见录于诗话。美则以为点铁化金，刺则以为蹈袭古诗。附会讥诮，殊为可厌。……故余略录数首于右，以见陶、杜岂待白、韦点化，而应物、天锡固窃诗者哉！故老杜尝戏为诗曰：“咏及前贤更无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大抵诵人诗多，往往为己得也。若夫黄鲁直《黔南十绝》，则又不在此例。故语逐首取裁白诗，诗选所谓“乐天多于敷衍，山谷巧于剪裁”是也。又范廖尝在宜州问鲁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鲁直曰：“庭坚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故阻雨衡山尉厅，偶然遇事，信手书尔。”廖复以点铁之语告之。山谷大笑曰：“点铁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厅之诗固然，而《黔南十绝》岂亦忘之为得也？此又黄公之可笑。
前已提及，以古为美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学中是根深蒂固的，其不仅影响了对作品的美学蕴涵的阐释，也影响到作品历时性的“接受之链”。古代饱学之士幼年莫不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其以“读书破万卷”、“《文选》烂”、“书读百遍”、“出经入史”为能。
像严羽《沧浪诗话》即主张：“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之为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径，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再加上汉字作为象象（象意）系统，凭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传达信息的这种符号多诉诸诸形联想的心理机制——联想的基准是《说文》、“六经”等，偏重小学功力的中国学术又不断训练，强化了文人的宗古稽古传统，大家纷纷以使事用典如数家珍为高，最容不得数典忘祖。从而形成、保持与巩固扩展了深层结构中的“美感黑洞”，凡接受新作品必受“根文学”统摄的“黑洞”充摄、同化、内锁。由此造成的心理定式遂限制了主体期待视野，怀古宗古习惯也就更显得合情合理而约定俗成。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作品的创作过程上看怀古心理效应。弗洛伊德认为，人具有恢复事物早期阶段的一种本能。而心理器官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那些冲击着它的本能冲动结合起来，用继发过程来代替这些冲动中占优势的原发性过程，并且把它们的自由流动的精神能量贯注转变成一种大体上安稳的（有张力的）精神能量”。
怀古之作，正是用语言艺术的符号化形式来存续主体的“继发过程”，使其自身在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能量”稳态化、有序化，凝结为符号图式。这是因为，怀古与记忆、回忆关系至为密切，具有类似的心理波动过程，易于为创作主体提供艺术思维的初萌契机。诗，在华兹华斯看来，“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至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
这种“继发过程”中产生的回忆情感是主体将外在信息心灵化了的产物，它所自发并诱发艺术表现的冲动，这巨大的心理动源之一即是怀古。昔日温馨的记忆，又有效地解决了艺术表现力贫弱的难题。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当浸满殷切情意的古人古事等典故原型有意无意之中流注纸面时，这给了饱经忧患的中国文人多少抚慰！难怪主悲尚悲的民族审美情趣要一再地注目、依恋与延伸既往，以致形成了一种动辄于笔端吐露自我情怀的“心史”书写之癖。
（作者系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