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杜挚《赠毋丘俭》，曾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左思）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清人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十一于此还别有番深切体会：“太冲咏史，初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也。或先述几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意，而以己意断之。或只述己意，而史事暗含。或只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各还悬解，乃能脉络贯通。”这些，都恰切地指明了左思《咏史》的重要历史原创地位，其宣告了怀古主题在本质意义上的实现及其在新层次上的历史盘旋。又傅玄《惟汉行》咏鸿门实事颇推重樊哙，较班固笔下的缇萦形象更为鲜明；《秋胡行》叙述历史故事亦更重情节性。石崇《王明君辞》，陶渊明咏三良、二疏、荆轲；王彪之《咏史诗》咏周昌、汲黯等等，直至颜延之《五君咏》，鲍照《蜀四贤咏》，这种怀念古人，以历史人物事件寄寓自我情思的作品，汇成了文人乐府就古题咏古人古事的文坛热潮。由曹植的《九愁》《九咏》到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文人的读骚拟作泛起了自汉初后的第二次高潮，如陆云《九愍序》谓：“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知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
模拟的对象也由屈原扩展到其他的作家作品上，像人们对枚乘《七发》的仿效，一时竟成为“七体”。所以《文心雕龙·杂文》谓：“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而据《南史·宋宗室及诸王列传》载，南平王刘铄未弱冠时，即写下了拟古诗作三十余首。鲍照《拟古诗八首》《绍古辞七首》，袁淑《效曹子建白马篇》，及萧衍、范云诸作，到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效阮公体十五首》等，更是袭用古人题材、情调与抒情结构，以古人自况自比。
尤其是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全被萧统收入《文选·杂拟》一目。所拟古离别、李陵、从军、班婕妤咏扇、曹丕游宴、曹植赠友、刘桢感遇、王粲怀德、嵇康言志、阮籍咏怀、张华离情、潘岳述哀、陆机羁宦、左思咏史、张协苦雨、刘琨伤乱、卢谌感交、郭璞游仙、孙绰杂述、许询自序、殷仲文兴瞩、谢混游览、陶潜田居、谢灵运游山、颜延之侍宴、谢惠连赠别、王微养疾、袁淑从驾、谢庄郊游、鲍照戎行、汤惠休怨别。其中，与《文选》23个诗歌目类全同的有咏怀、咏史、游仙、游览，类似的则有怀德（《文选》为述德）、游宴（公宴）、述哀（哀伤）、赠别（赠答）、羁宦（行旅）、从军、戎行（军戎）、从驾（郊庙）、离情、怨别（祖饯）、田居（招隐、反招隐）、养疾（挽歌），可以说，这反映了齐梁时代人们对诗歌题材分类的基本看法，同时为《文选》的诗歌分类立目提供了偏重题材的重要启迪。
这种效作，也强化了诗歌题材范围界定的意识，而且，正是在崇古仿作这一加工改制的艺术工程建造中，诸效作者更深入地对前人作品风神感悟理解，其仿作是以特殊形式对古人及古作得出的一种审美评价，从中亦不同程度地吐露了拟作者自身的牢愁怅叹。恰似谢灵运《七里濑》诗所咏：“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这种文学现象当然与魏晋后盛行的文人唱和之风有关，但其基本点仍为怀古情浓。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礼崩乐坏到列国纷争、高陵深谷的时代落差造成了怀古主题首次高峰；汉初对秦速亡冷静的时代反思与励精图治的进取雄心难于实现造成了总结治世、处世之道与借怀古鸣不平，则为主题高峰之二；那么，魏晋之后的第三次怀古高峰则更为热切地注目现实，“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由此更供染了悲凉慷慨的时代氛围。而作为主题第四次高峰的中晚唐，则又一转而以咏史怀古进行深沉的理性思考，试图推究总结历史的某种必然规律。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力图以古文运动挽救唐祚颓势；许浑、杜牧、李商隐等人亦在无可奈何的悲哀中，“经古人之成败咏之”，“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如杜牧《登乐游原》“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的哀兴废无常；如《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讽陈主荒淫以刺今；如许浑《金陵怀古》“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的叹人间权势终归没落；如李商隐《曲江》“死记华亭闻泪鹤，老忧王室泣铜驼”的忧国运将倾，等等。
而五代词人尤其是李后主的怀旧之作更令人动情。宋人曾编有晚唐胡曾《咏史诗》，七绝达150首，均以地名为题。咏史诗周昙也有195首，孙元晏有75首；周氏的《咏史诗·吟叙》谓：“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其《闲吟》主张：“考摭妍媸用破心，翦裁千古献当今。”
理学发达的北宋，由于外患阴云不散，蒿目时艰，以古刺今、借古抒情的呼声甚为高涨。诗文革新运动的首领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里倡导：“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江西诗派则主张涵泳古人之作而后独出机杼。不论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还是审美创造技巧，都离不开主体对既往的无限倾心。咏叹名胜古迹的如阮阅《郴江百咏》、曾极《金陵百咏》、许尚《华亭百咏》等等。怀古之作如李纲《咏史词》之激励高宗，叶梦得《八声甘州》之念“乌衣年少”，现实旨归显示出其社会性的增强。南宋词人在家国将倾之际，又掀起了怀古主题高峰之五，几乎与元曲作家在民族情绪支配下的念旧怀故融为一体。忠愤者如辛弃疾、刘克庄；低沉者如《梧桐雨》、《汉宫秋》。同是借古人吐不平之气，南宋词指向多为报国之志难展，元曲小令中多为终天之恨不甘。
至于明清两代感伤主义文学思潮更高不开怀古情感惯性助推。诗文中的几次复古运动，戏曲小说中的故国之思，等等，都可以找出怀古主题的胎记。怀古念故，可以说既是文学史的贯穿性主题，又是中国各体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上一大有民族特色的母题话语模式系统。如李商隐《无题》诗言：“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毫无疑问，由于文学传统特别是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怀古也是中国文人对心灵故乡的追念与回归。
三、怀古文学的文化与心理成因
怀古主题生成、延续与壮大发展，基于崇古念旧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大文化背景下的传统心理，建构并调节着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
首先，大陆性文化及其主要生产方式、思维习惯让人们重于既往。生长在土质肥沃、物产丰饶的黄河流域且向外伸展又山隔海阻，天然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炎黄子孙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岁岁年年周而复始四季耕作，又逐渐使得民族文化心理较为内向、务实和以经验为主的认识机制产生强固。家族血缘关系又视传种为盛业，家谱绵延为荣耀，人的认知愈发执著于感受重温，偏爱于回溯与复原再现古老、神秘、富有亲和感的证同式记忆。为此，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记录。周代起即设史官，以史为镜；春秋时更有“秉笔直书”，不惜身家性命而忠实修史职责的美谈。现存古史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整的，这不能不部分地归结于怀古心理习尚。
其次，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专制制度，及其严酷政治气候下的“文字狱”，令人在动日下笔时虑及后果，为了免遭谪放之苦、斧钺之灾，像《韩非子·说难》早有体认的，人主有逆鳞，中国文人也不得不有意识地避免触君王之“逆鳞”，用借古讽今、迂回巧妙的手法来托诗以怨。《诗经》的“美刺比兴”，《春秋》的“微言大义”和汉赋讽喻劝善等等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积极用世、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而体现这种传统离不开借重于众所认同的古人古事重塑再现。尤其是古代文学后期，伴随着君权强化，专制严酷与文化禁锢的加剧，怀古之叹曲通现实之径更为精巧多致。中国文人顽强地借怀古来表现自我，如元代的包公戏、明清历史题材的戏曲小说的兴盛等等。清人陈衍《小草堂诗集叙》谓：“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鑊（规则法度）类然也”；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也说“因借古人之歌哭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儒家诗学强调文学要干预社会政治，而真的这样做了，政治就要干预文学，文祸及人。因此怀古主题内容上的规定性（借咏古抒发自我价值判断）就制约了其形式上的精致性；形式上貌似远离现实的特殊性又保存、延续了内容上的规定性，由是形成了主题内在调节机制，使之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