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英
明清小说中的女将形象的特殊性，曾经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的确，在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在以力拼杀的残酷的冷兵器时代里，何以解释女将能逞英豪于沙场，明清小说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思考，也不是没有考虑的。多年前，国内小说史家就指出，大部分讲史小说都喜欢把真实与虚构人物混在一起来描写，尤其是当一个衍生的传统，把故事演义推广到原来英雄（历史或虚构皆可）的下一代以后，写到他们的子孙或更后几代时，情形更是如此。“在这种增衍当中，女性人物似乎最有弹性，主要原因是史书上很少记载女性的事业成就，而史书不载，当然便鼓励小说家去创造。
我们只要算一算，‘杨家将’故事中那些似乎层出不穷的女将当中，有多少是历史人物，就可以明白虚构人物的作用与性质了。同样的，《飞龙全传》也呈现一系列著名的女中豪杰。宗教或神话人物，尤其是那些跟民间传说有关，被认为是仙人的，也常常被拿来负起虚构的任务。……这笔遗产里面好坏兼有，早有待学者去作有系统和精细的研究。”这里对此略加探讨。
首先，女子上阵多邪术暗器，这一论列即是小说中提及女将时经常出现的阅世之论，几成每遇此情境就必须提到的“警句”。有的表述则是把女将与佛道之徒相提并论，将其同列为用兵之忌。《封神演义》第五十三回写姜子牙嘱咐哪吒说：“用兵有三忌：道人、头陀、妇女。此三等人非是左道，定有邪术。彼仗邪术，恐将士不提防，恐被所伤，深为利害。”这一说法，似乎成为一种预警式的描写女将艺高、运用宝物出神入化的言说模式。如清代小说经常提到的：“上阵者最忌僧道妇女，不可大意，不是武艺高强，就是邪术飞兵，要格外留神。”《说岳全传》第七十八回写岳雷也说：“列位不知：大凡行兵，最忌和尚、道士、尼姑、妇女。他们（她们）俱是一派阴气，必然皆倚仗着些妖法。如今这个和尚逃去复来，必有缘故。”而这类话他在小说第七十七回已经对牛通、何凤两人说过的：“二位将军，大凡僧道、妇女上阵，都有妖法，须要防他暗算！”
这类警告作为一种引人警觉和期待的伏笔，无疑在随后的情节中都要具体地得到验证。《说唐全传》第五十四回写徐茂公在孟海公的黑氏夫人请战时也心想：“大凡出兵，最怕妇女、僧道，他（她）非有暗宝伤人，则不敢前来会战。今番此女兵出去与盖世雄会战，正相合宜。”《五虎平南演义》第四回写狄青向刘庆解释为何不发兵：“上阵交锋乃是男子之事，但有妇女、傍门道者、释教头陀这三项人出敌，必然全用邪术，或使暗刃物件伤人，所以本帅正思众将中无可临阵之人。”《五虎平西演义》第九回写单单国八宝公主领兵来，狄青吩咐众将也称：“大凡行军对敌，须防僧道女流，不是妖术伤人，就是练成暗施刀箭，须要小心提防这员女将才是。”其他还有如莲居士《异说反唐演义全传》第一百十一回庐陵王所说：“凡遇女人打仗，须防暗器妖法。切记仔细。”《说唐全传》第五十二回徐茂公还曾嘱咐程咬金：“女将讨战，出兵须要小心在意。”而《说唐全传》第四十一回写隋朝杨赛花一出场，程咬金就叫不好：“完了。秦大哥讲过的，凡女人开兵，定有回马兵器。若没本事的，决不出阵。”
显然，这一警句的含义是很重的。而且，如果谁要是一般性地说古代女性是如何不受重视，为人看轻，那么，这类告诫似乎可以算作反证。实际上也未必然。
首先，在恃力为主的冷兵器时代，身为女子何以敢于公然上阵与男性对阵，她们的体力明显地不如男性，“巾帼不让须眉”的原因，多半是凭恃着大男人们不屑运用的“邪术暗器”。如《五虎平南演义》第四回中强调的正常逻辑判断：“只因外国偏邦，会用邪术人多，想这女将，不善邪法，焉敢出阵？今刘将军必要出马，须要十分小心。”其次，暗示出最终何以女将往往偏能战胜男性敌将，“邪术”其实与“暗器”往往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女性毕竟体弱，其所持“暗器”即不过是在常规兵器之外的协助性兵器，可能出乎一般男子的意料。其三，正是觉得自己是女子才不免暗中心虚胆怯，不得不借助于“邪术暗器”壮胆并获胜，其实严格说来胜得也并不风光，但因为是女子，通常人们也就不去苛责。无疑，这其中带有无可辩驳的较强的性别歧视。当然，这些话语几乎都是出自男子之口，其中性别偏见的意味也是不言自明的。
似乎使用宝物的那些女将，在明清小说中，哪怕是正面人物，也总是摆脱不掉或多或少的非正统印记，显示出男性文人笔下弱势群体的共同的异端倾向。其实，这种倾向早在明代人那里就已经定调了，如谢肇淛就指出以女剑仙为主角的剑术属于“终是邪魅，非神非仙”的异端。深层心理中，还是没有把女性看得能与男性参战者匹敌。
林保淳先生指出：“传记载剑侠事甚多，其有无不可知，大率与遁形术相表里，今天下未必尽无其人也。但此术终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许寂好剑术，有二僧语之曰：‘此侠也，愿公无学。神仙清净事异于此。诸侠皆鬼，为阴物，妇人、僧尼皆学之。’其言信矣。但红线、隐娘及崔慎思妾、王立、董国度所娶事皆相类，或亦好事者为之耳。”
按，此说有据，女将难于对付，这一思想渊源当来自唐代剑侠传统中对于女剑仙的敬畏与崇拜，然而仍旧是小说当下之中女将形象描写的具体需要而使然，与女将们自身的性别特点分不开。又如台湾学者林保淳教授指出的：描写女将，固然开拓了女性角色的格局，不过，由于女性先天体格、气力所限制，对女将武艺的描写，就往往须另作设计，从《北宋志传》到《杨家府演义》，乃至清代的《说唐后传》、《征西说唐三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著名的杨、罗、薛、狄等“家将”小说，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女将的武艺愈来愈见其神奇，穆桂英之“生有勇力，箭艺极精，曾遇神授三口飞刀，百发百中”，已属不寻常，至于其他小说身为武当圣母、黎山老母、云中子等“剑仙”门徒的陈金定、樊梨花、段红玉诸女，或能施展神锤，或能移山倒海，或能呼风唤雨，愈晚愈见神奇，而这显然是自“剑侠”型侠女脱胎来的。
因而，明清小说中的女将运用宝物的描写，无疑是女性性别特点从根本上决定的。
小说家们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女剑仙的冷艳与残忍的描绘，将其性格描绘与特定的宝物及运用方式结合，却仍旧是关注到女性性别特征，并且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特征大做文章所致。这种探求，有着不可低估的内在规律与审美韵味，应该予以肯定和总结。
其次，女将使用剑、刀这类较为轻便的兵器，此外又往往配备或暗藏着神奇的宝物，其大多可以作为出人意料的暗器使用，或带有暗器的性质做应急之用。因其毕竟如小说作者们所体会到的“是个女子，不耐大战”，从弥补性别劣势的角度来说，宝物几乎是身怀绝技的女将们不可缺少的。如《封神演义》第五十三回描写女将邓禅玉那小巧的五光石，与龙须虎（男性）需要用“两只手齐放”的“磨盘大小的石头”对垒，即相映成趣，但龙须虎这种大石虽属“重量级”的攻击性武器，人们易躲，而邓禅玉的小飞石却偏偏不易躲，所以龙须虎还是被打中了颈子窝儿骨，只好“扭着颈子”逃跑。第六十六回写邓禅玉飞马冲来，洪锦心中暗思：“女将——不可恋战，速斩为上策。”可是邓禅玉并未来追：“不知邓禅玉有智，也不来赶，忙取五光石往旗门里一石打来，听得洪锦在旗门内‘哎哟’一声，面已着伤，收了旗幡，败回营去了。”作为一种警示，尤其是读者的阅读提示，小说中往往在描写女将之前，先行把“女将有暗器邪术”的警语提出。又如小说第五十三回写姜子牙闻女将前来讨战不禁沉吟半晌，武成王询问，答曰：“用兵有三忌：道人，头陀，妇女。此三等人非是左道，定有邪术。”吩咐小心，然而哪吒还是被邓禅玉五光石打中面门，“只打得傅粉脸青紫，鼻眼皆平，败回相府”。
女将的神奇宝物也往往在实战中派上了用场，并且显示出了小巧、灵活、实用的总体特色。又如鸳湖渔叟《说唐全传》第五十三回写女将马赛飞，背系朱红竹筒内藏二十四把神刀，与程咬金交战：“马赛飞就算计起来，把两口刀一只手拿了，那一只手却将肩上的描金朱红竹筒拿下来，开了盖，叫声：‘黑贼，看俺宝贝来了！’咬金抬头一看，‘呼’一声，将一把飞刀起于空中。‘咤’一响，正中咬金肩上，翻身跌下马来。”于是把程咬金活捉回营。
其三，技艺高超的女将差不多都不是无所依傍的，而往往有自己的世外高人——神仙师傅，师出有门，如黎山老母、武当圣母、庐山圣母、金花老母等等。其女导师的身份和若隐若现的存在，既足以说明其神奇武技高深莫测的由来，又往往为其关键之时寻找救兵、得到仙师及时有效的救助布下了必要铺垫。由于这些“圣母”师傅是绝尘拔俗的高人，烘衬得那些持有宝物的女将们也多跟着带有仙道之气，显得不同凡俗。
而事实上本来她们是一群凡俗生活观念下的另类。于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叙事作品中的这类女将们，以其具有超凡的兵器和令男子难以置信又无法抵挡的奇特武艺（所谓“邪术”），就特别吸引读者、听众乃至观众的兴趣，从而具有可贵的反性别、反文化的意义。
其四，女将出场之时多未婚，旧时称为“在室女”，因此出场后马上就把解决婚姻问题同君国大事结合起来考虑。相当一部分未婚女将，则是以所持宝物的功能用来为自己阵上招亲，向敌方（往往是正派一方的汉族将领）求偶。特别是一些清代小说中的女将，沾染上了满族“重小姑”的习俗，简直就是“巾帼胜于须眉”，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她们利用那些得心应手的神奇宝物，在阵上巧妙地擒住对手（而很少是当场杀死或击毙），特别是遇见貌美的男青年，并不因为是敌人就心生憎恨，反倒恰恰由于是佳婿难求而一见钟情，垂青对方，刀剑下留人，先俘获再说下一步，于是女性个体的私情化心理活动和言谈行为的描写，往往与棋逢对手的斗宝叙事，彼此呼应，相映成趣。
其五，女将的兵器往往与女性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工具有关，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旧时女子少出闺阁，传统的“妇德”讲究女红，剪刀针线之类，似乎是她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工具，因而这类具有女性鲜明性别特点的小道具，也成为两军阵前斗法之时，女性放大了神奇的宝贝兵器。如《封神演义》第八十七回写高兰英的暗器是四十九根太阳神针，她先将其从红葫芦中放出，“邓禅玉只听得马响，二目早被神针射住，观看不明，早被高兰英手起一刀，挥于马下”。以至于姜子牙提醒众人：“今高兰英有太阳神针，射人二目，非同小可，诸将俱要防备。”大家只好按兵不动。小说第四十七至四十八回写云霄娘娘则有一把金蛟剪，“此剪乃是两条蛟龙，采天地灵气，受日月精华，起在空中，挺折上下，祥云护体，头交头如剪，尾交尾如股，不怕你得道神仙，一闸两段。”就连燃灯道人遇见，也急忙遁走，坐骑梅花鹿还被一闸两段。
相比之下，明清小说中使用宝物的女将，以清代小说中的居多，这与明清时代秘密宗教中的女性教主——女神崇拜有关。诸如九天玄女这样的女战神也多发性地出现在小说中，而下层秘密社会也多加以传扬打造，以期吸引徒众。如国外学者在谈论晚明白莲教中的“老母”信仰时，认为老母虽被抬高到观音和西王母之上，但老母似乎更有可能是西王母这一形象历史地演化而来的：“在明代，女神在通俗白话小说，如《封神演义》《水浒传》中起了支配的作用。在广为流传的小说中这一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在十六世纪晚期，这广泛流传的老母——女神崇拜部分地与民间佛教信仰结合起来，并成为白莲教神话中的主要题材。”此类小说与民间传说中的相关题材主题异乎寻常地富有时代气息地贯通的同时，也与清初直至清末持久盛传的“明季多奇女子”的侠女期盼有关。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中的宝物之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是一个共生互动、相因相生的关系。在宝物崇拜这里，人物与兵器的“物我关系”可以从更为紧密联系的角度来认识。似乎就连“宝剑赠与壮士，红粉赠与佳人”的套语，也应该作少许调整，因为不论是壮士还是佳人，其神仙师父赠与他们的都是神奇宝物，都具有超凡的威力。而人物形象各自的行为与性格，也在与宝贝兵器的种种复杂多重的纠葛中，为之彰显。
（作者系大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