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管所会计开导我：“稻子价格不低了。”他一笔笔算给我听：“按7折出率计算，143斤早稻出100斤米和40斤糠，国家按0.096元/斤，收购143斤早稻付出13.73元。而大米销售价0.12元/斤，糠0.024元/斤，销售收入合计12.96元。也就是说，从农村收购再到城市销售100斤大米，国家要贴0.77元。”
公社干部跟我说：“粮食价格是商品中最基本的价格，要保持稳定。如果粮价有变化，城市生活水平就有变化。所以粮食价格由国家调整，而不能牵涉到市场价格。”
他还好意提醒我，《资本论》讲的是资本主义，不适合社会主义。
说法尽管迥异，但我还是明白了书本与书外根本的不同之处。《资本论》的背景是充分的市场经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平均利润是在资本流动中才能实现，我国是城乡隔开、封闭的二元体制，投资农业是国家的事，农民除了“修地球”没有其他出路，不种地，你能流到哪里去？价格在自由交易中才最接近价值，我国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国家定价，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至于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自由定价等等，正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尽管理解了大背景，然而我还是想不通。国家因一时困难，只能先发展城市，不可能同时向农村、向农业投入，国家有国家的难处，这都能理解。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硬要给农民戴上“小生产”的帽子？农民想“大生产”，是国家没有钱；农业机械化程度低，是国家投入少。农民不想做“小生产”，他做梦也想进城当产业工人，是制度不让他进城，限制他只能做“小生产”。
农民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一切全靠自己扛，靠自己两只手，靠省吃俭用，甚至靠讨点小便宜，靠小偷小摸；他们必须务实，他们不能浪漫，“漂亮脸蛋不能长大米”，过了今天才有明天。这并非是农民的天性，而是社会对他们的保障几乎为零，农民得不到国家保障，得不到外部救援，除了自己不能指靠任何人。他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为什么还苛求他狭隘、保守，说他们鼠目寸光？
粮价高低不仅是钱，也是社会地位。粮价低，农民地位就低。日子过得苦，被人看不起，还说农民对国家没有贡献，税收都是工业创造的。很长时间人们不懂得或是忘了中国的工业是从哪里来的，不懂得“剪刀差”抹杀了农民多大的贡献。
国家为筹集资金发展工业而实行“剪刀差”，这应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长期看应该创造条件逐步缩小。消灭工农产品“剪刀差”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是提高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即提高固定资本的比例，也就是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机械化等方面的投入。为什么不仅不增加农业投入来缩小“剪刀差”，反而还人为地在价格制定上拉开差距，保持和扩大“剪刀差”？
特别难以理解的，说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用自己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支撑整个社会的农民，倒成了社会的对立面，成了罪恶的渊薮。
根据这一理论，农民的作用是被抑制的，农村的发展是被限制的。为防止“资本主义”，农民限制养鸡养鸭，家前屋后限制种树，规定数量，超过的树要砍，超过的家禽要抓走。我也参与过夜晚到农家数树、掏鸡窝，弄得鸡飞狗跳。
那一阵脑子里全是这些问题，想不通，闷闷不乐。然而农民听我说一句两句，不觉在理，反认为我自找神烦，他们自己倒像没事人一样。是啊，农民自己并不觉得不正常，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粮价低，应该；不准进城，应该；他们吃苦，应该；戴“小生产”帽子，也应该——真是“天下烦恼识字始”。
慢慢传了出去，一些人知道我读《资本论》，让我到县里“学理论座谈会”谈体会，“知青办”专程派人拍照，白天在小桌上放上点着的油灯，放大展出的说明是“深夜读《资本论》”……《资本论》真成了我的资本，而我自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羞于谈《资本论》。
《资本论》应是武器，不应是装饰品，应是为大众的，不应成个人的资本，更不是“敲门砖”。常听农民念叨土地改革时工作队的口号——“帮哑巴说话，搀瞎子过桥”。
为什么没有人替农民讲话？谁能替农民讲话？为什么农民自己不能讲话？——又蒙太奇了。
下乡记之25：再“再教育”1974年秋季的一天，正在蹲点队劳动，有人急急地找来，说来了一群城里学生要采访我，人已到了大队部。被人采访？还是第一遭。采访什么？意欲何图？事先没有任何人联系，不明就里，摸不着头脑。
见面略谈几句便知来龙去脉。县中搞教育革命，实行“开门办学”，鼓励学生走出校门，以社会为教室，请工农兵当教师。制订方案时，班主任蒯老师建议他们可以找找我。这就有了所谓的采访。蒯老师夫妇是“文革”中毕业于南京师院的大学生，分配来我县。下放劳动与我同一公社，交往不多，相知却深；后来夫妇双双回城当了教师，在小城实属优秀，有口皆碑。
自从领袖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我们注定是被人再教育，如今竟有教育别人的机会；农村生活数年，确实有些不同寻常的想法无人可诉，今天倒是个机会。
从“很有必要”讲起。城里学生不知农村，不知农民，就不知天下，就干不成“革命”——当年讲这些大话脸不红的。过去虽也多次下乡“学农”、三夏“支农”，但与插队完全不一样；插队是将自己的身份真正变成农民，将自己的命运与农民连在一起，根本不敢奢想这辈子还会返城。这时，所想所愿就会发生变化，看问题的立场就自然改变。譬如我常盘算造三间茅屋需要哪些材料，大到木材、毛竹、土基、盖屋的麦草，小到铁丝、铁钉；需要多少人工，包括木工、茅工、瓦工、小工；需要多少花费，钱从何来……
这些都缺一不可。没有人能帮助你，国家不会分给你，一切都靠自己谋划，靠自己动手，缺少一项屋就盖不起来。过去看农民整天盘算这些，就认为他们私心太重，光想着自己家里的小事，现在不会这样看了。改变的不仅是对农民的看法，也改变了思维方式，不再好高骛远，不再崇尚清谈，不再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学生插问：这个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说插队前肯定认为是退步，现在则认为是进步。我知道这个小伙子还是几年前的我。
有学生问：农民真能当老师吗？这是我当初的疑问，也是现在多数学生的疑问。
下乡前种种渠道都在灌输：在学校受的“封资修”教育必须改变，要脱胎换骨；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是天然的老师。抱着虔诚的态度下乡，而实际却与想象的相去甚远。所谓忆苦饭、痛说革命家史、贫下中农结对“一帮一，一对红”之类，只存在报纸上和宣传材料中，在实际生活里是没影的事。再看农民，他们不会也没闲工夫跟你一本正经讲道理，要说也是直来直去，更多的是有一句没一句、东一犁西一耙的。有些农民还会口无遮拦地说一些落后话。农民与老师——两种身份确实很难重叠在一起。知青聚在一起议论时，有的不以为然：跟农民能学到什么？有的认为上当受骗，跟宣传的完全是两码事。我也是有反复的，记得当时父亲来信到结尾都不忘叮嘱“力戒骄傲”，“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几年过去回过头看，再教育的作用是明显的，处处留下了印记。在田里撒草粪，有时捧在手里的畜粪像刚排泄的，稀稀的，真臭真脏，已心无波澜，很无所谓；听广播里说今年全国粮食丰收，达到超历史的4700亿斤，会自然想到里面有我们生产队的30万斤。而这一切都那么自然，不做作，不夸张，也不再动不动就拿“最高指示”说事。农民的“再教育”没有讲义，不在课堂，它是春风秋雨的浸染，它是水滴石穿的渗透，它是共同命运的契合，它是人心换人心。
有学生问：再教育给你留下的印记集中起来是什么？
我笑笑说，我从再教育得到的是集中知青与农民两种不同的优势，形成“边缘优势”。我希望保持知青的优点：好学向上，善于思考，没有框框，想天下事；也企望学到农民的长处：务实，肯干，一切依靠自己，不怨天尤人。所谓“边缘优势”意思指我在农民中肯定不是最优秀的，在知青中也肯定不是最优秀的，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出类拔萃，我的追求目标——有文化背景的农民，真正懂得农民的知青。
结束时好像戏说一句：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通过我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再教育’”。一笑而散。
“再‘再教育’”并非戏言，而是确实存在的。教育我们的除了贫下中农，也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如早于我们下乡的邢燕子、董加耕、侯隽（黄宗英写过她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风行一时），他们的事迹在全国传播，给我们的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还有当时不断树立的其他知青榜样，记得的有黑龙江农场的上海知青金训华、黄山茶林场救火牺牲的知青烈士，等等。
那次信口开河、大言不惭说了很多，能想出的或能完整写出的大概就是这些。费力写出以上文字时我在想，究竟为什么力图将当年情景重现？其实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者那次活动确实是枯燥乏味的下乡生活中比较有趣的一件事，不忝列《下乡记》实在可惜；再者那时也是思想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现在复述已涂满当今色彩，但基本想法就是那样，可以录以备考。第三个原因下面说到。
到了年底，突然收到县中某学生来信，姓名不熟悉，估计是上次活动中的一位。信写得像作文一样，起承转合，说了许多想法，有体会有疑惑也表决心。让我感动，觉得有责任“开导”一番。刚想回信，不料次日收到更多。顿时明白肯定又是学校的名堂——布置学生做一篇书信体的作文。过去在校我也写过的。于是索然无味，回信也不写了。
第二年也是出于蒯老师力荐，县中邀我到学校上课。蒯老师说得轻描淡写：还照上次那样说，随便一点，放开一点。傍晚到了学校方知，不是一个小组，也不是一个班级，而是在大礼堂给全校同学“上课”。已经下不了台，硬着头皮也只好上了。晚上准备了几条提纲，反正就这些话，再准备也多不出来，不写也忘不了，不过是给自己壮壮胆。
第二天上午，大礼堂坐了黑压压一片，学生都来了，老师也来听新鲜。从未在这么大的场面讲过话，更没有上过课，心里有点怯。更担心讲农村的事他们未必感兴趣，甚至未必能听懂。忐忑中开讲，起头的客套讲得结结巴巴，进入预定轨道就流畅起来，应该也会生动起来。礼堂里光线较暗，看下面模模糊糊，很是恍惚，找不到呼应，让我难以判断。人多，场子大，各种微小的声音汇集起来，“嗡嗡”作响。怕下面听不清楚，就提高嗓门；下面动静更大了，我声音已提不上去，只得停下，要求大家安静。反引来一阵哄笑，蒯老师在一旁也微微地笑。我有点泄气，顾不上其他，只求尽快结束。演讲“处子秀”就在这样的气氛和心境中收场，时近半天。午餐时蒯老师和其他老师都鼓励说讲得不错。还解释说，学生纪律其实比平时好多了，有些议论正说明听得认真。
我自己还是有点儿沮丧。
多年以后到县机关工作，时而听人说当年听过我的“报告”。我马上想起那黑压压的大礼堂，追问什么感觉？答：印象中讲得蛮好玩的，具体内容已经忘了。
多年来我们不停地接受教育、再教育、再“再教育”，包括我也给人“再‘再教育’”。言之谆谆，满腔热情，然而效果如何？即使在“文革”那个非正常年代，基层也有不少可圈可点可鉴可学的典型，其积极价值是不容否定的；但在真情倾诉、真诚倾听的同时，整体错误的思想体系、偏执一端的思维方式、食古不化的搬弄经典、有违人性的帮腔帮调，不是也一揽子输送出去，“生动”地打动了受众？如果言者有意无意地扬善溢美隐恶，宣传者出于某种需要任意拔高，甚至造假，那么，仅存的一点积极价值也被抵消殆尽。联想到当年的学生、青年，及至成人，尽管物质条件贫乏到极点，而无不信仰坚定、热血沸腾。而如今还有吗？热血是如何冷却的？信仰是怎样淡出的？虽然有众多原因有待分析，难道跟这些伪教育没有一点关系吗？也不知当年学生中可有因受我蛊惑而影响后来生活道路的？
今天还有伪教育吗？
（作者系老三届上海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