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泽勇
下乡，对城市学生来说，等于换了一个人生。原先熟悉的生活被割裂，瞬间要转换成完全生疏的新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读书。
若对下乡前的生活作简单概括，其实就是“读书”二字。每天上课是“读书”，其余时间除了做作业就是读课外书。小学时班上办了小图书室，中学有藏书数万册的图书馆，放假还可到街道图书馆。手头有了零花钱后，就淘旧书店，逐步积累了属于自己的书。一次去某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家，最吸引我的是摆满书的书橱。同学炫耀地指指点点：“这是郁达夫文集，与鲁迅一起的。”——我只知道鲁迅不知道郁达夫。“这是《干部必读》，全是保密文件。”——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社”竖排出版物，其实不过是政治运动的学习材料汇编，当时却足以让我肃然起敬。从此，一个书橱就是我的理想。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全套13册的郁达夫文集，可能也是想驱散当年的心理阴影。即使“文革”时期，马列的，鲁迅的，以及一些中性理论书还是在流通的，有关系的还能找到内部限量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由于管理制度松懈，读到县团级、省军级“内部书”的机会实际上比“文革”前还容易。读书渠道没有完全堵死，只要想读，还是有的——不过这是在城市。
而下乡后，则真是没有了。
下乡一担行李，除衣被碗筷等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就是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都是一角、二角从旧书店淘来的旧书，还包括中学几年的数理化教科书。我在土墙上用绳吊起一个搁板，将书放在上面，再用毛巾覆盖，视为茅屋里最珍贵的财富。它们伴我度过了下乡之初的青灯长夜。
农民家里很少有书，农村干部家即使有也就是《语录》、《选集》。原以为在民间能找到一些旧书，诸如传统、古籍之类，实际上很难。孙先生教过私塾，应该有书。几次三番试探，无果而终。杨大龙应该也是有书的，但没有熟到可以问书的程度。农村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撕裂，旧书就像后来的禁书，非特殊关系是不会借出的。遍及全庄，连本旧黄历都没见到。相反，我的几十本书倒成了沙漠中的泉眼。我从中挑一些适合的给庄上的孩子看。每次给他们时，都会先做一些渲染，谈一些自己的阅读体会，引发他们的兴趣，也是引导入门。不料当初的率性撒播却有成果。多年后，先后有数个当年的孩子——如今的成功人士都深情地说起当年跟我一起，如何借书、谈书，父母要他们像我一样读书的情节，说起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听着他们的鲜活叙述，到记忆仓库搜寻却是茫然一片。可能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跟物质不灭一样，精神也是不灭的。任何传递出去的种子，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延伸。
农村找不到书，只有从上海找。父亲将家中看过的《文汇报》收好寄来。那段时期他的来信特别多，每十天寄一次报纸就夹封家信。还按期寄《红旗》，那时《红旗》很紧俏，致使父亲来信常有“本期没有买到，在托人买”之类的解释。鲁迅作品重印，父亲寄来鲁迅全套杂文、小说、书信，让我享受了好一阵。“文革”后期寄的上海《学习与批判》、《朝霞》也同样紧俏，这是“四人帮”的帮刊。现在有学者说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虽难听，但不假。
自己也省钱买了一些书。掏腰包迟疑时就想，就比如会抽烟，一条烟能买好几本！
1974年3月入党周年纪念，买了范文澜的四册《中国通史》；1975年《资本论》重印，用买短裤的3元钱买下第一、二卷《资本论》；还是1975年，与学勤通过种种关系买了一大摞内部发行的书籍……那些书不仅是书，每本上面都附载着各自的故事，看到它们，那段岁月跃然眼前。
找书难，读书亦难。
从现在能找到的旧笔记本抄录到这样一段：“可能出现的障碍：疲劳，不想学；枯燥，学不进；兴奋，干扰学；苦闷，想不学。”疲劳好理解，指每天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特别是夏季日天长，睡眠时间太少，一空下来就想睡觉，农民夸张说“一根扁担都能睡两个人”。这种时候还坚持读书，确实不容易。枯燥，当时读书以马列为主，1975年夏季读书计划是通读《资本论》一、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这些书专业、艰深，对没有半点专业基础的知青而言，是太枯燥了，我们称之为“啃砖头”。所谓兴奋，实际意思是指遇上招工、招生等让知青心生涟漪的事情，这种时候难以平静，亦无读书念头。苦闷，也好理解，心理低潮时，四顾茫茫，什么也不想做，遑论读书？
其实还有个最大的障碍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自学始终是自我摸索，缺少老师指点，走了许多弯路，碰上南墙再回头。现在读到一些学有所成者的读书回忆，不少都幸遇老师甚至名家指点，开书目，列重点，将学术渊源一路引下来，甚至辨析各家长短，推出当代最高成就……尽管其时老师已不在课堂上，而是在工厂农村、“五七”干校，甚至在“牛棚”监狱。我没有这个幸运。
为排除障碍，从严制订了学习计划。还是抄录旧笔记本上相关的一段：“5—6月第一卷，7—8月第二卷，9—10月第三卷，11—12月第四卷。每天1.5—2小时，20页左右，记2页左右。时间由短到长，逐步养成读书的习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争取有一个连贯的系统的知识。精粗读看具体文章而定。不管有多少拦路虎，也要读下去。”这是通读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计划。为保证计划实施，还进行阅读登记：读多少，记多少，从什么时间读到什么时间，都一一登记，自我考核。根据还能找到的记载统计，从1975年7月21日至8月4日，前后半个月阅读12次计14.5小时，阅读132页，笔记13页。平均每次1.2小时，阅读11页，笔记1页。若按天平均还要少，比起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是大打折扣了。然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阅读，要真正坚持，困难之至，如鱼饮水，甘苦自知。常常是坐在帐子里，就着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一字一句地看，不知不觉睡去，一觉醒来，灯油耗尽熄灭，书已滑落地下，人还坐着……
四卷马恩选集至今没能通读一遍。
有时回想这一段，辛苦已全然忘却，剩下的只是欣慰：多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到底没有虚度。
而深想，果真没有虚度？怕是未必。在正常的时代，处在青春好学的人生阶段，加上苦学，不是应该学进更多，学得更为有用？如果有名师指点，有一本好教材，学有所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一代人不幸播撒在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先天不足，后天不调，自生自灭。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向上的阶梯。不错，读书是垫高了我的起点；然而，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吃进了牛奶也吸进了狼奶，又当如何？
从旧笔记本里找到这样一段“学习心得”：“当群众运动偏离反复辟反倒退这个根本课题，即使再热热闹闹，到头来除了莫明其妙还会更好些吗？当我们看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变成如此，除了痛心之外，不是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机会主义路线的面目可憎吗？”
这让人可憎的文章真是我写的吗？然而，那个旧笔记本里充斥着的都是这样的文字。
那个不正常时代生产出大量的意识——名词、概念、论点、逻辑、思维方法，甚至语言表达方式——在阅读的同时，被我们接受；它像种子一般植根在大脑皮层，成了常识，成了知识，甚至成了本能，“不以人的意志”或隐或显时时起着作用——这样的阅读又垫高了什么？
下乡记之24：粮价的困惑
茅屋读书几年，读得最上心的当数三册《资本论》第一、二卷（其中第一卷分上下两册）。
很小就知道《资本论》。童年时对门邻居住一叔叔，虽与大家同是工人身份，但和他人不太来往，独往独来；平时的言谈举止在少年的眼中也有不同之处，总引起好奇。
他有个亲密朋友，只要一来，就喝酒，海阔天空，谈天说地。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就着菜汤面疙瘩下酒，又当菜又当饭，边吃边喝，谈笑风生。懵懂的我在一旁悄悄地看，想多知道关于他们的一些，想探究尚不属于少年的世界。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大致弄明白，他们在谈很崇拜的一本书，就是《资本论》；他们的理想是延续它写一本《社会论》……从此知道了世间有一本囊括一切、至高无上的书就是《资本论》，也知道读过《资本论》的叔叔为什么与众不同。
“文革”后期，班主任林老师指点我读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由此入门，在我的世界里，《资本论》从“天上”回到地面，我第一次产生攻读的奢望。
1975年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资本论》一、二卷。路过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时恰逢新书发行，看着红纸书写的“出版喜讯”，心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勾住，情不自禁走向柜台，几经犹豫，终于将本是买换季短裤的三元钱，买了两卷《资本论》。白底红字的封面，齐斩斩的切边，小心地揭开，溢出墨香，随意翻上几页，有些纸还粘连着——曾是梦境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圣物，第一次抚摸在自己手上，沉甸甸的，分量不轻；知识分子的专门领域，赚工分的知青也能插进一脚，人与人在精神上的差距有时与身份关系不大；想写《社会论》的邻居叔叔兴奋的眼神霎时也清晰地浮现眼前……手捧着书走出书店，很长一段时间脑子很兴奋，闪回着种种互不相干的想法和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
还有一笔可记。回家后即在书的扉页上记下“南京东路新华书店1975、6、16”，这是购书的那一天。《资本论》版权页注明“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197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表明我几乎是在出版发行的第一时间得到了它。现在消费能力和读书环境比当年不知好出多少倍，而人们对书籍的渴望，却是减弱了多少倍。
与读其他经典一样，读《资本论》也制订读书计划，进行阅读登记和自我考核。坚持了一个夏秋，“啃”完了两卷三册。《资本论》没有想象的难读。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教科书般的体系，层层展开，引你前行。特别是其论证的风格，往往由一点切入，再到一条线、一个面，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气呵成，不留缝隙，没有不着边际的抒情浪漫，没有虚张声势的强词夺理，让人感觉到的只有冷冰冰的铁一般的逻辑、不可抗拒的理论力量。阅读的拦路虎倒无涉经济理论，反而是遍及全书的高等数学运算推理和信手拈来的西方神话典故，遇到这些索性囫囵吞枣，跳过去，不求甚解。如能读懂，应该感觉更有趣，更有力。
真正让我费解的不是书本，而是书外。根据《资本论》，价格是价值的实现，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价值，同时也与供求相关。当时早稻每斤0.096元，从种到收，一犁一耙，它凝聚农民多少辛劳，多少汗水？稍有理智都知道这个价格绝对没有真实地反映价值，作为农民，我太知道了。再考察供求，当时粮食短缺十分严重，农村人缺，城里人也缺，不仅大米紧，油脂、棉花等农副产品都是紧俏物资。可是为什么价格如此之低？
再有，根据“平均利润”理论，由于利润差异，资本会因追逐高额利润而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又因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投资过多（少）会使利润降低（提高），因而使不同产业的利润大体相当，形成“平均利润”。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会流向过于短缺的产业，资本也会从利润过低的产业流出。道理很明白，而现实就不容易明白了：让资本流动的两种力量——粮食短缺和利润过低——俱在，为什么没有流动？农业没有与其他产业形成“平均利润”？为什么农业不如工业，农民不如工人，农村不如城市？
我放下书本，到民间请教。
一个木讷的老农听了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一瓶药水（农药）抵担把稻，净糊的少年伢子。依我看，稻子每斤卖0.15元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