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
围绕在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身上有一个一直难解的谜团——他经常说出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抵触的话。他的红颜知己被捕后，他甚至与一些人谈话时都把斯大林称作杀人犯。在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大清洗”年代就有25位作家被逮捕。而斯大林还曾为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专门给帕斯捷尔纳克打过电话。他身边的很多好友或被捕、或失踪、或自杀，或身处铺天盖地的批判，而他始终是自由的。据说，1955年，一个经办为梅耶荷德恢复名誉专案的年轻检察长，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捕时十分惊讶，因为从案件材料看，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破坏组织的参加者。由于创立该组织，梅耶荷德和巴别尔已被处决，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安然无恙。很多学者把原因归结于斯大林的欣赏，斯大林把他称为“天上的人”，作家翻译的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还曾得到斯大林的赞赏等等。不管答案是什么，他活下来了，留给了我们一部《日瓦戈医生》，那么他是幸运的吗？
他首先是一位诗人。1946年，即有英国的文学家因他的抒情诗歌而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同是在1946年，他的诗歌创作在国内被指责无思想性、非政治化和缺乏人民性；他是小说家，一部说不尽、道不完的《日瓦戈医生》让他享誉世界，围绕《日瓦戈医生》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针锋相对、争论不休。而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却指出：“《日瓦戈医生》的主要政治影响恰恰在于它是以一部非政治性的作品写成的。”不管是他的诗歌作品还是小说创作，不管是批评或是赞扬，“非政治性”确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标签。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幸就在于——在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并没有中间的政治道路可遵循，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就像俄罗斯的民谚——“要么拥有全部、要么一无所有”。许多知识分子生怕自己站错队伍，而想事不关己站在队伍外面，试图拥有一份超脱和自由，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被允许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很多人一样老老实实地站好了队伍，1934年，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作协理事会理事，被树为暂时的诗人样板，被布哈林称为“我们时代的诗歌巨匠”，而实际从1934年到1943年间，作家在苏联没有出版过一部作品，仅靠翻译为生。那段日子，帕斯捷尔纳克心里真正是什么滋味呢？
1953年，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就坐在十八年前认为是死胡同的窗前，那时我面对着窗户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知道。”
一个在童年时代就曾见过里尔克、一个曾与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夫车站告别的作家，也许注定了他以后创作道路的不朽，也注定了他在苏维埃时代的坎坷与波折，即使他活了下来。
帕斯捷尔纳克从20岁开始写诗，但晚年的诗人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也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地显现出来。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在给美国作家托马斯·默顿的信中表示：“我感到伤心的是您太看重我的《安全保护证》和我早期的诗作与散文了。这些作品不值得您去注意。”“除了《日瓦戈医生》还值得一读之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价值。”早期的诗作诗人写什么呢？他写生与死、爱与恨、人与自然……楚科夫斯基回忆说：“我——其实还有许多人——认为他注定永远是个高雅诗人、隐遁诗人、为‘诗人的诗人’、为少数鉴赏家而存在的诗人。”但是，从20年代后期，他开始试图写革命（《1905年》《施密特中尉》），写时代生活（《主题与变调》），甚至写了列宁（《崇高的疾病》），这些努力赢得了高尔基的赞扬，肯定他的《1905年》是“真正诗人的声音，而且是位有社会意义的诗人的声音”。
但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真正变成有“社会意义”的诗人，他依然融不进30年代的苏联社会，依然是“脱离群众”的那一类，“天上的人”在“地上”切身经历了30年代的种种一切——1937年2月，称赞帕斯捷尔纳克为“诗歌巨匠”的布哈林被捕，次年被处决。1937年7月，他的好友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里开枪自杀。10月，另一位好友、格鲁吉亚诗人塔比泽被逮捕处决。同月，好友皮利尼亚克被带走后“失踪”（皮利尼亚克在1938年被处决），诗人彻底孤立了，朋友回忆在战前的最后几年看见他时，觉得“仍然是原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但又不是那人。他再不像风暴似的袭击他的交谈者，再不用激动的、爆炸般的语言一次又一次地追逼对方；他变得沉静了、稳重了、沉思了，而且心软得令人惊奇”。1941年，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帕斯捷尔纳克最挚爱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帕斯捷尔纳克猜想茨维塔耶娃发现了周围是“一片混乱，这是创作所对付不了的、停滞不动的、不习惯的、毫无生气的混乱”。
在混乱时代的1943年，诗人终于被获准发表诗作《在早班列车上》，人们突然发现诗人的风格从熟悉的“晦涩难懂”转变为了“质朴明晰”。虽然现在看来，风格的转变并没有影响帕斯捷尔纳克卓越的诗歌成就，他还是“诗人的诗人”，但40年代以后的帕斯捷尔纳克，试图从“天上”返回地面。1945年底，在致亲戚的信中，他第一次提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这部作品即是《日瓦戈医生》。
为什么要写《日瓦戈医生》？他在1946年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所以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置到无限期去。今年我所干的事——正是我在这条路上迈出的头几步——它们可是非同小可。人——到了三十岁、四十岁、五六十岁，总不能永远象个八岁顽童似的生活：全凭周围人对你才能的消极承认和对你热情友好态度——然而我这一辈子都是按着这个不得不受限制的日程表度过的。”
你可以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描写十月革命的时代巨著，是抒情史诗，是壮阔的画卷……但其实它只是帕斯捷尔纳克还的一笔债——“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偿还债务的试图。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它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它描写的更是经历了30年代“大清洗”、40年代卫国战争、50年代斯大林去世的作者的希望与绝望、等待与哭泣、信仰与迷惘。
一个人究竟在历史中能起多大的作用？人能否改变历史的选择？人在面对历史的选择时怎样才是对的，怎样又是错的？历史的选择又是不是只有对与错这两个选项？诗人日瓦戈、哲学家日瓦戈、医生日瓦戈身处历史的泥潭，不能自拔。他好像欢迎革命，他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他称革命“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不过他很快也发现了“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他说革命是“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他知道“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但他也看到了拉拉在这看似欢乐的海洋中“教人猜不透的悒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他觉察到了拉拉的神色，其实不知道自己也正是这种神色。虽然他“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一直都不是。
通观《日瓦戈医生》，你会很轻易地感受到主人公不时的喃喃自语，即使他在与人对话时，你会感到他好像时刻在与自己对话，告诉自己应该这样想、这样做。他的妻子说他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
日瓦戈或是帕斯捷尔纳克，共同的痛苦就是他们在选择对与错的同时完全明白所谓的选择其实毫无意义，知识分子的睿智与洞察使他们无法自觉地融进历史的洪流中，他们在狂热的人群中保持着无奈的清醒，这种清醒使他们一直沉默地注视着一切。
可悲的是，只有在喝醉的时候，只有在头脑恍惚的时候，他们才能大胆地说出自己清醒的思考，日瓦戈醉了，他终于道出了自己的困境：“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惘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这是日瓦戈的酒后乱语，或许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真正的心声。
大地的森林、天空的云絮……是帕斯捷尔纳克想竭力摆脱的吗？“已经确立的制度”属于斯大林的制度，他没有任何能力摆脱，作家在20年代写成的自传《安全保护证》就早已了解：“世上有死亡和预见。吉凶未卜是亲切的。事先就知晓了，会使人心怵”。而此时的作家，好像已经知晓了一切，预先就知晓的令人发怵的事情，最让人恐惧却无能为力。曾经在1934年，斯大林与他通了电话，谈的是曼德尔施塔姆，一位最天真的诗人。现在留下的回忆性资料表明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哀求斯大林放过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最后想和斯大林谈的是“生与死”，被斯大林挂掉了电话。这显然不是与最高领袖对话的姿态，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最像斯大林所评价他的——“天上的人。”他离群索居地远离莫斯科创作《日瓦戈医生》，在创作时“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甚至是做亏本的营生”，因为他“并不指望当前的报刊能发表这部作品”。他称《日瓦戈医生》属于“叙述体文学”。这部叙述体文学在1955年脱稿，里面没有斯大林。留在小说结尾的是25首诗。
马克·斯洛宁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另一个俄罗斯是“充满着激情、渴望、理想和创造性的世界”，但帕斯捷尔纳克真正生活的还是“这一个”俄罗斯；他是“天上的人”，他又明明在“地上”。在“这一个”俄罗斯、在“这一个”俄罗斯的“地上”他顶住了超乎寻常的压力和困境，在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命担惊受怕的同时，创作着《日瓦戈医生》。作品诞生后，又再次面临种种非难，使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阴影重重。他像只陀螺一样，被人转来转去，人们常常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历史的牺牲品，是苦难的承担者，是时代的见证人，这难道不是最可悲的头衔吗？时隔半个世纪，我们重读作家当时写下的《诺贝尔奖金》，感受到的不仅是那次风波带给作家的无助，更能体会到作家这一生的心路历程——我完了，像一只被围猎的野兽。
别处自有人在，有自由，有阳光，而我身后只是一片追捕的喧嚷，回顾逃出已然无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