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韦素园
曹瑞涛
韦素园，安徽霍邱人，生于1902年6月18日，逝于1932年8月1日，生前系未名社主要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罗斯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他的英年早逝，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一段深深的遗憾。
在韦素园的墓记上，鲁迅先生写道：“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也许短短几行文字还不足以表达先生心中的惋惜之情，于是在1934年10月上海的《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上先生又专门撰文纪念，以排忧思。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散着惆怅情绪的文章，我们今天才能于脑海中形成一个依然有些模糊的韦素园的形象。
鲁迅先生与韦素园相见得缘于翻译，当时先生正编印两套小丛书：《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前者专收创作，后者专收翻译，二者都由北新书局出版。然而时风偏爱创作不喜翻译，所以《未名丛刊》显得格外冷落，偏偏韦素园愿做这寂寞之事，希望把国外文学介绍到中国来。于是，李霁野将韦素园推荐给鲁迅先生，哪想到韦素园的“野心”其实大得很，他居然一接此任就私下和李小峰商量要把《未名丛刊》从北新书局移出，自己组织一批人马建社单干，此事最后竟也成了，于是社名就袭了丛刊的名字，称为“未名社”。
在鲁迅先生最初的记忆里，未名社不过是破寨中一间窄窄的陋室，而韦素园则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与未名社其他成员一样，他的笑影也是少的，往往给人留下很难交往的坏印象。不过真正和韦素园接触过，便会发现他绝不是一个恃才傲物、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所谓他的“冷漠”，不过是因为终日埋头于艰巨的事业之中，便顾不上交际中的客套，加之又生活在一个百忧并至的时代里，有志气青年多是有些火气的，况且韦素园也走得也太早了，远没有活到应当豁达些的年龄。
笑影少，不讨人喜欢还是小事，关键韦素园还有个致命的缺陷：“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故而“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1925年8月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北洋政府下令停办该校，易名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9月新校长林素园带着军警走马上任，韦素园对此厌恶之极，甚至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上说：“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与此同时，在未名社的编稿工作中，他又因压了向培良的稿子与高长虹吵得不可开交，此事在阅历丰富的鲁迅先生眼里未免有些太激动了，因为“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
然而韦素园却很认真，不但写信给鲁迅先生详述原委，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想到这份“愚”来，先生不禁会长叹一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
果不其然，扛着如此多的忧患，人很快就垮了，只留下一些作为先驱的译作。因为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同时也不愿装扮成大家的模样，所以“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然而，他一生却贯彻了未名社成员之根本精神，这精神并非什么雄心和大志，只是愿意切实、点滴地做些实事，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自新尽一份力量。犹如一个普通的铺路人，虽然不如工程师般高瞻远瞩，却专心挥锤砸石，于路的每寸延伸处洒下辛勤汗水。正如鲁迅先生所评，韦素园虽“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韦素园的本性属于未有天才之前的泥土，用来铺成长道，等未来的天才踩着他们，登堂入室。
在许多人眼里，作为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是尽人可为的易事，然而真要做起泥土来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要把人身上的“土性”变成泥，就得和上水，水之性“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之谓“上善若水”。因此，若是想成为未有英雄之前的泥土，便“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
再者做“泥土”除了要求一个人具有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外，也须大环境为人们营造些安定、平和之境，消解掉急不可耐的功利气氛。如若世风急躁，便有可能蒸干人身上的“水性”，把那份“土性”烤得越来越燥、越来越轻，最后飘飘然飞起来，成为一粒尘埃。如果一国人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就如积着厚厚尘埃的田野，任何一阵轻风拂过，都能令满原尘土飞扬、迷人眼目。尤其大片尘土旋起之时，野马飘风，气象壮观，不明底细者怕会猜烟尘后面藏有何等庞然大物，其实不过阵风罢了。若无这尘土，阵风吹过，本可以沁人心脾，令人抖擞，可现在却迷了人的眼，脏了人的脸，吸到肺里伤了人的身体。
由此说来，韦素园实为不幸，那个时代的中国早失了古唐的壮健、从容，甚至“同治中兴”时那点残剩的沾沾自喜都消散无迹。时运不济，民情低迷，谈何大国风度！
社会上下，唱响一出戏，踢进一粒球，下赢一盘棋，赚上一点钱……再加上一句洋人的夸奖（大抵也是礼貌性的），便足以引来掌声一片，让人沸沸扬扬地兴奋好一阵子。每件小事都被吹得神乎其神，仿佛民族振兴就得靠这些东西。像韦素园般主动“打湿”了自己，沉在路面上的“泥土”并不多见，甚至做“泥土”还要付出比寂寞自守更大的代价。当时未名社被军阀忽封忽启，里面的社员忽捕忽放，甚至连阅历颇丰的鲁迅先生都搞不懂“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除此之外，未名社的工作也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内部财务屡陷困境，最终勉强支持亦不可能，只好无形解体。一群优秀的青年，欲默做实事而不得，反而飞扬的尘土风光八面，引人眼目，也难怪好激动又疾病缠身的韦素园会悲愤难平、抑郁而去了。
鲁迅痛惜韦素园的早逝，多年来他亲眼看着许多甘愿牺牲的民族健儿真就被那黑暗的长夜、躁动的世风给冷酷无情地吞噬掉！死在枪管下的，还能唤起几个人的觉醒；死在一片争名夺利的喧嚣下的，则被人忘记、忽视，甚至被人嘲笑为不通事务，活该倒霉！鲁迅断言：“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韦素园君逝世至今，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很少能在哪个书店里找到他译的《外套》，然而若没有他，没有未名社里那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可能也就没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捧读鲁迅纪念韦素园的文章，追念斯人，总是有种说不出的亲切，也引起一阵阵伤怀，但愿追思的泪水能打湿不安的心，让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平静地化成未有天才之前路面上一片实在的泥土。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