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体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我”，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成了一条疯狗。这就是食指的诗《疯狗》所描述的。这首诗被选录在由牛汉和谢冕主编的《新诗三百首》里，与这首一起选录的还有诗人最著名的两首诗《相信未来》以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以“疯狗”为中心意象，共分四段，每一段都以含有“疯狗”的句子为中心句：“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我还不是一条疯狗”，“我还不如一条疯狗”，“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形成情感和思想的层层递进，并给予诗歌一种运动感和形式感。
第一段的意思有两层。其最直接的意思，我们可以读成诗人对这个无情世界的一种怨诉和谴责，“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无情世界指的是哪个世界，这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或者依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性之恶被有形或无形的体制充分激发出来，纯真和良善成了罪恶，而罪恶却以主义和理想之名成了光荣。诗人并不是旁观者，而是与这个世界直接遭遇的冲撞者，结果却被撞得头破血流。“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我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成了一条疯狗，在人间漫无目的地游荡。这就是这首诗的第一段，诗人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变成了疯狗。
但这只是表层的意思，更深层的意思隐含在“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这句中，虽不易被察觉却是此诗真正的意趣之所在。社会、权力和他人不把我当人看，为什么诗人却说“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难道是诗人被折磨得自甘沉沦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诗人何以作为一个诗人？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隐约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问题。
以狗自譬，在汉语里并不鲜见，最有名的当然是孔子的“丧家之犬”之譬，还有诸如“青藤门下走狗”之类的文人雅趣。在这里，诗人自譬为一条“疯狗”，其形象显得落魄、沮丧、崩溃。在城市的街头，在人们冷漠的目光里，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条被赶出家门的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当然了，这样一条疯狗在人间的游荡哪有目的和归宿可言，只能是漫无目的地残存苟活。且慢，在这表层的意思之外，我们是否听得见还有另外一层——那个“他者”的声音？是的，这个“另外”是通过“仿佛”一词而透露出来的：“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我”，毕竟不同于一条疯狗，“我”仍然是诗人，而“我”——诗人——的游荡毕竟不同于一条疯狗的游荡，二者的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仿佛”而已。诗人在人间的游荡固然是为社会所迫，但也另有原因，因游荡者乃是诗人。总之，诗的第一段在其表层意思后面，我们隐隐约约察觉到另有深意，而这种深意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为什么诗人说他自己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诗人的游荡果真是漫无目的的吗？
第二段诗人说得直接：“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这两句的意思是我们所熟悉的，诗人从第一段的感情状态重回理智，这样认定自己，“我还不是一条疯狗”，因为我是人嘛。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之需我还是能得到的，他们——那个高高在上的“他们”——还没有真的把我变成一条疯狗，最起码我不必为衣食犯愁。尽管受尽非人的嘲弄和折磨，我只要留在人类社会中，就不必真的像一条疯狗那样为饥寒去冒风险。但接下来的两句又是我们的普通意识所不熟悉的，令人惊讶甚至惶恐的：“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第一段里的疑问明晓了，确实，是诗人自己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而希望自己成为一条疯狗。甘愿放弃人的身份而去做一条狗而且是一条疯狗，这是多么不合常情。
如果说，孔夫子的“丧家之犬”之譬只是一种伟大抱负受挫后的自嘲，其中是含有一种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感的，而现代汉语的“疯狗”一词却丝毫不再有那种优美效果，完全是粗粝的，我们简直要在这里责备诗人用词不雅不当了。固然不雅，却非不当。怎么说？诗人说得明白，我之所以希望自己成为疯狗，是为了“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奇怪，真有这样的人吗？当然，虽然罕见，但人类之中毕竟有这样特殊的种类，他们乃是诗人，我们这个世界里真正的诗人。这个诗人的身份根本就不属于什么美学的和审美的，也不属于那一类高高在上的词汇：文学、艺术、精神。
这个诗人只属于苦楚的大地。而只有“疯狗”这样的词才与这个唯一的身份相匹配。诗人用词怎会不当呢？他最直接最深刻的感觉选中了这个词，把这个不雅的词带入现代诗歌中。这固然触犯了那样一种所谓的古典审美，但它真实，而诗人追求的也只是“真实”，这就够了！这个诗人曾经化身为《旧约》里的先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以及耶稣基督。在现代则化身为，仅就我能想到的：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里的那个查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德米特里——他们真实的身份其实就是这条“疯狗”般的诗人。在这个诗人看来，生存如果还有真理可言，则其不在别处，就在其艰难性之中。这种艰难性曾经被另一位诗人如此表述：“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海子）。在食指这里，诗人以疯狗的形象来指示在我们这个极端异化的世界里生存之艰难性，更具视觉效果，也更具社会批判性和讽刺意味。在这里，诗人也回答了另一个疑问：诗人在人世间疯狗一样的游荡真是漫无目的的吗？当然不是，诗人乃是为了更深刻地体验生存之艰难而甘愿流浪，甘愿把自己变成一条疯狗。
如果不“自甘堕落”为一条疯狗，“我”如何能真正地成为一个诗人而抵达生存之真理呢？表面的非功利性和漫无目的性，非但不是阻碍，却恰恰是接近真理的条件，当“人”离开真理越来越远，或许我们真的只有通过重新变回野兽才有可能重返天堂。曾经由另一个流浪的诗人，把诗人流浪的目的表述为：“探寻神隐去的踪迹”（荷尔德林语）。
诗的第三段，诗人却痛苦地意识到：“我还不如一条疯狗！”，这句后面加了全诗唯一的一个感叹号。沉郁平静的叙述变成一声嘶喊：“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如果说在前一段里，诗人已经对自己“人”的身份强烈质疑了，这一段则是进一步的推进，由质疑进而否定。否定什么呢？否定我自己，否定我的处境，否定我的“人”的身份——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被关在有形无形的围墙里，尽管能得饱暖——这样的“人”值得去做吗？这样的人真的比不上一条疯狗呢。这样的人是谁呢？当然首先是诗人自己，一道樊篱，一个铁笼，把诗人——这本属于大自然的儿子，自由的儿子——圈养起来。这樊篱和铁笼，或许是监狱，或许是医院，或许是精神病院……其实，这样的人不就是人类自身吗？我们每个人，不也跟诗人一样，时时刻刻在遭受监禁和剥夺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监狱，一个大沙漠。作为自然之子的诗人无法忍受现代的铁笼和院墙，他想逃脱，却无法逃脱，只有默默忍受，饱含辛酸。在这里，对“人”之生活和“人”之身份的否定达到了顶点，人不但没有反抗的可能，甚至是连反抗的能力也没有。而与之相比，疯狗则几近于一个斗士了，狗急能跳墙吗，人却无处可逃。
诗的第四段笔锋一转，用了一个想象性的“假如”开头：“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非常肯定和果决！诗人以果决的意志结束了全诗。是的，诗人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更有力量的老虎或者狮子——因为这根本不对头，而是想象成一条疯狗，只有疯狗这极卑微的动物，才有可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我们发现，这一疯狗的形象，在层层递进中得到升华，从一条到处受人驱逐的疯狗，到诗的第二段那游荡着体验生存之艰难的真理追寻者的形象，再到第三段里的反抗者、斗士，到最后，这大无畏的反抗者终于挣脱了锁链，获得了自由，那本属于它的、大自然赐予的自由。诗人是多么渴望自己真的能成为这样的一条疯狗，一个自由者啊，为此，诗人竟如此惊世骇俗地说，去他的“人”吧，去他的所谓“人权”吧，“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最后我从三方面谈谈全诗的中心意象“疯狗”。
第一，“疯狗”在现代汉语里当然是一个贬义词，这样一个贬义词却为诗人所用，而且成功地实现了由贬义向褒义的转折，真令人惊奇，这是本诗的不俗之处，简直可以说是成就。说到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诗人的任务，就是去挖掘语言的可能性，进而拓展人类的经验和感性，拓展我们对事物的敏感性，拓展世界的可能性。诗必须抵达这个源泉，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想象力复活，让语言重新熠熠发光。这个任务，与其说是审美性的，倒不如说是伦理性的——诗的伦理，诗人的伦理。
第二，“疯狗”与动物形象。动物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的广泛出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除了童话中形形色色的动物，基于野外观察的动物描写这类作品之外，以其象征性著称于世的动物，最著名的有卡夫卡的“甲虫”、麦克维尔的“白鲸”、里尔克的“豹”等等，食指的“疯狗”可以纳入这个系列进行对比阅读和研究。就思想的深度而言，食指的“疯狗”可以与卡夫卡的“甲虫”做比较，二者有共同的主题：人变成动物。
或者说：人渴望变成动物。这里包含有真正深刻的哲学主题：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对现代人道主义世界观的反思等等。谈到食指的创作，如果说《相信未来》时食指的表述还是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和宏大叙事的，而《疯狗》时期的食指已经实现了深刻的思想转向。至于这种转向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明确意识的，由于缺乏对食指诗歌更广泛的阅读，我不敢在这里妄言。顺便提一句，把食指诗歌的这种转向说成是从早期的乐观主义到后期的悲观主义的转变，其实是不着边际的。
第三，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即在“疯狗”这个复合词中的“疯”一词。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状态，现代医学称其为精神疾病。在诗中，“疯”对“狗”的修饰强化了一种丧魂失魄的情态，一种彻底被拒绝被伤害被嘲弄孤立无助的情态。这里的“疯”不是病理学甚至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这种“疯”，是诗人最宝贵、最应被珍惜的部分，代表着人类自我拯救力量的那一部分——在现代的真正形象，或者说本质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不疯的诗人还怎么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呢？如果说过去的时代里诗人为人类承担了歌颂和赞美之职，今天的诗人则为人类承担了疾病和命运之责。这种承担当然不是旁观者式的，而是把人类的疾病和命运加于一身，成为那个替罪羊、那条“疯狗”、那道永恒的伤口。而最终，痛苦和不幸变成了美丽的诗歌。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