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语言论转向”是否可以将“再现”也包括进来？您知道，罗蒂（Richard Rorty）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本体论，认识论，最后是语言论。依您所见，我们能否因文化研究对“再现”的关注而将其归入“语言论转向”？
科：我认为罗蒂对分析哲学和语言论转向的诊断是相当正确的，但他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读作对那一转向即转向确定性的解毒剂则是错误的。比起罗蒂所批评的那些人，德里达和海德格尔其实更是而绝非更不是基础主义者，他们都不赞成罗蒂的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所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使教益性的对话成为可能。罗蒂、德里达、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具有相同的目标，即对语言的实证主义关注，但他们在解决方案的议定上则各有不同。其最重大之区别乃在于对实用主义的两种理解。罗蒂的实用主义是对话性的：既然我们不能越出我们的语言游戏，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能是以一种更加生动和富于想象的方式游戏于语言。相比之下，德勒兹尽管也自称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是将实用主义界定为一种实验的方式，这种实验意在超出语言，超出经验和感知（以及社会性）的规范，以此而创造错误认知的激进相遇。
金：对待大众文化，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立场截然不同，这都是常识了。
但它们之间仍有过去一直被忽视的共同点。英国文化研究从意识形态或政治的角度处理“再现”。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区别在于“大众再现”不只是为资本所主控，而且也被受众所解构。在“再现”问题上，总是存在编码与解码的互动。如果从这一方面考虑两个学派的相似性，我们能否称英国文化研究为一种英式的批判理论呢？据我所知，雷纳·温特（Rainer Winter）教授就试图拯救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批判力量，例如他在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的辩护中嗅出其激进的民主政治意味。
科：我并不十分熟悉您这里所描述的复杂关系，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回应您的问题。我承认，英美文化研究由于视再现和流行文化之实现方式不止于意识形态一途而成就了其自身，我承认，在大众性传播内部有自我形成和抵抗的积极要素。但这里的“再现”概念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不存在无再现形式的政治集团，这些再现形式将他们构建为大众身份。而另一方面，正是那种同质化的再现同时也是常规化和贫弱化。
我同意您的提议，存在一种特殊的英式文化批评，它对文化研究采取一种使其能又使其不能的态度。我认为这也可以说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当今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令人惊异的普及性。她的著作直接批评这样一种观念，即自我先在于其社会再现；不过同时她也将再现之必要的规范结构视作限制性的和常规化的。这里我再次看到法国理论传统（以及对阿多诺的一些阅读）提供了一条更加富于成果的和积极的路径。既然说到此处，那么我想您之提出一个英式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就是正确的。
这种批判理论的价值将是它混杂的谱系：不再有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或者后结构主义的文化理论，它也将对英语世界以外的潮流开放。
金：如果说可以将英国文化研究当做一种英式批判理论，那么我们是否因此而能够视“文化研究”为一项新的事业，或新的思潮？而如果这也不错的话，进一步，那么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研究文化”（culture study）这项活动与作为一个思潮或流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之间的关系的。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研究文化”是如何从“文化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要不，它们之间是否有过一些争辩？ 第二，“研究文化”是如何进行对文化的研究的？换言之，“研究文化”在研究文化时做有哪些新的努力？采取了哪些新的视点？或者，依据哪些新的原则？ 第三，如果“研究文化”不再那么的意识形态化，那么的哲学化，则后结构主义是否仍然可能像它过去对“文化研究”那样对“研究文化”施加其影响？
科：“研究文化”之从“文化研究”中脱颖而出，可以理解为是受了后殖民理论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这两场重要运动的影响。英国的“文化研究”如果说是热衷于阶级和民族身份，那么持有英国身份内部的声音而关注于其他文化，则要求更加复杂的批评方法。今天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现在的身份问题不仅包含远为丰富的移民经验，而且还有在面临全球不确定时人们为之战战兢兢的不健康民族主义的复兴。女性主义方面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其原因在于女性主义不得不正视：假使只是一般地谈论像“女人”一类的范畴，这在文化上将是言不及义的；再者，女性主义最深层的一些问题——例如现世主义——也不能不微妙地呈现为文化差异问题。
我并不认为有谁能够在“文化研究”和“研究文化”之间做出严格的划界，因为传统上文化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想一想雷蒙·威廉斯的概念“感受结构”——至今仍然在牵动着我们，不过我们需要将其表接（articulated）于一种更加强烈的对于全球主义和杂交性的意识。从前人们在后结构主义的玄论与文化研究的应用政治学之间树起一堵界墙，而这从另一方面看实则意味着一次机会的丧失，意味着后结构主义与我们的相关性依然有着待开掘的余地。后结构主义总是使一种对于认知、身份和超越的政治学的批判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一种对于任何形式之基础主义的批判成为可能——这也将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文化”这个概念，考量只是盯着“一种”文化是否还有什么意义。由此就需要新的批评模式，而这类模式又不能是绝对的实用主义，因为实用主义只是不停地追问究竟是谁的利益、身份和力量被各种争辩和决定所推动。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反基础主义。可是假使我们不是先行给予政治问题一个基础，我们又能在哪儿开始呢？与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即为罗蒂所钟爱的那一类型不同，后结构主义并不接受基础的缺失就一定等于放弃对于真理和正义的全部要求。相反，在德勒兹和德里达的著作中存在一种承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承诺思考文化的界限以及在此界限上思考将带来政治开放的种种新形式，而它们当然并不就是传统上所规定的那些民主形式。
金：由于电子媒介的弥漫，近年我们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存在的命运有很多争论，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撰文启动了这样的争论，他担忧电子媒介将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些论辩中，学者们经常将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尖锐地对立起来。若是从此角度看，当然会有一个“文学”的终结了。作为印刷文化的“文学”具有这样一些意味：它在语言学上是有深度的，有意义的；它是属于精英的，起码要求一个识字的能力。但是，“文学”作为印刷品又发挥着将精英大众化甚或将神圣大众化的作用。
18世纪文学在许多情况下是指流行文学，市场取向的那类。当时“文学”因大众化而欣欣向荣。可以说，大众化对于“文字”并非一件坏事。我想了解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关于文学危机的讨论的。
科：人们并不把文学文本的电子化形式视作一个危机。相反，现在对于电子文化和电子媒介倒是存在一种轻率的、不加思量的拥抱。例如最近在科学评价的操作上，科研人员被允许提交电子形式或互联网出版物（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著）；政府亦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文本的电子化。或许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有种种预言在说书籍形式的文学行将终结，但这样一个终结则是远未出现。
不过，您的问题在另一条有趣的思想路线上。假使如您所说书籍这种具体的形式促成了某种精英主义，限制了被赋予特权和能赋予特权的某些材料的流通，那么这样的限制将会怎样因着新的媒介形式而改变呢？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即便在英国也不存在完全自由地对文学的追求，这涉及了更广大的文化修养（cultural literacy）问题。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在极力推动中学毕（肄）业生进入大学比例的扩大（接近50%），而另一方面同样有力的趋势是使这样的教育与日后的就业挂钩。这意味着传统文化修养方面的教育——标准的人文学位轨道——仅仅适用于为数较少的学生，他们有条件不去跟随直接的职业训练。
回到您问题的核心，即数码媒介的出现与一个可能的文学危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积极的角度看，新技术将扩大教育及相关资源的利用，使得教育体制更加开放和多元，而这同时又不需要大规模的金融支撑来改善实际的环境。若从消极的角度看则是，教育上和文化部门最近对此类数码和电子资源的使用已经开始导向同异化，而不是为新材料、新资源开创一条道路。
金：文学本质上是反再现的，或者更通俗地说，它是不可解释的，不可翻译的。过去文学界人士多持此看法，而今后结构主义更是奉此为圭臬。在文学创作界甚至在文学“研究”界，理论都是一个不招待见的异类，处境非常尴尬。最近又听得人们抱怨文化研究，说它也是那一类货色的新理论、新教条。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和哲学教授，您可否介绍一下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在英语学科的情况？否定的或积极的都行。
科：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理论的终结或死亡是看得见的。另外还有一个朝着一种实证主义形式的转向，例如注重档案和数据的文学历史主义以及返回到社会学、经验性而非阐释性之模式的文化研究。这种理论之死和终结部分在于对文学之近乎神圣的，用您的说法是“不可解释的”本质的吁求，您知道，发出此吁求的是那些位于后结构主义中心的法国理论家。不错，可能是应当如此地阅读某些作家是怎样去颂扬某一类别的现代主义，不过这将造成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无所作为和瘫痪。因而毫不奇怪，经过20世纪80年代一阵理论潮之后就有一种退却，即退却到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档案研究以及实用文化研究。
但是，倘若理论竟然变成了一种教条或少数几个法国名字的宗教似的法术，那么这只是因为其更为激进的潜能被忽略了而已。新的文化研究对巴迪欧（Alain Badiou）、朗西耶尔（Jacques Rancière）以及后德勒兹们的接受是有可能如您所提到的造成一种新教条，但也并非必然如此。我们需要抵制另外一种理论的潮流，其中有其独特语境和倾向的欧洲文本被不加质疑地整体引进。现在如您所区别的转向“研究文化”而不再只是“文化研究”则好像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不必从理论退却——我们能够从反思退却吗，假定所谓从理论退却就是这个意思的话？同时我们也不必龟缩在理论之内，而是允许所有这些流别和文本提供新的或许也可能是怪物般的批评模式，这样的模式既不把文学神圣化为不可解释的东西，也不把它视为一种较易消费的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