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倾向性解读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学派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带领下，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为思想武器，重点考察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得以形成的过程以及大众传媒实现隐形控制的方式。这一时期，霍尔的文章，如《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1973）、《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the Media and the“Ideological Effect”，1977）、《“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The Rediscovery of“Ideology”：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the Media Studies，1982）等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
霍尔认为，在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利用对媒介机构的控制权在对文化产品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将本阶级的利益包装在媒介信息的语言和图像等符号中，并通过“自然化”的方法，使媒体承载主流文化的传播任务，从而实现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霍尔还意识到，受众在解码过程中也会以自身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文化观念为前提，按照自己的“预设”对文化产品进行“倾向性解读”，因此，不论是文化产品的编码还是解码过程中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由于受众在解码过程中所使用的符码不一定会与编码过程中所使用的符码完全一致，即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缺乏“对等性”和“一致性”，因而形成不同的解码模式，霍尔在此基础上设想了三个解码地位，即“主导——霸权的”、“协调的”和“对抗的”地位，即受众按照传播者的意图进行解码，与传播者达成“共识”；受众一方面部分承认传播者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留自己的看法，从而形成协商解码；受众按照与传播者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解码。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质疑了传播学界盛行的美国经验主义的“线性传播模式”，使20世纪受众研究中出现的挑战“被动的受众”观逐步深入。尼克·史蒂文森称赞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首次把“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并称赞该论文是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霍尔指出，虽然在传者和受者之间会出现妥协和对抗，但是受众始终不能逃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因此“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始终是决定的主要层面”，“传媒的意识形态角色毫无疑问具有唯一的、独有的功能”。
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中，霍尔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把意识形态和文本分别类比为语言（结构主义的系统和规则）以及言语（具体的表现形式），指出媒介是如何利用意识形态的编码过程实现“生产舆论”和“制造共识”的目的。在霍尔看来，媒介中的话语“也许无意识地描绘出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和分类结构，并且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再造了它们——所以，他们以意识形态的‘合乎语法的’面貌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媒体将意识形态“自然化”。因此对霍尔来说，经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是具有“倾向性意义”的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并起主要的决定作用。
三、多样性解读
霍尔的受众理论证明了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章《编码，解码》中提出的三种解码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然而，关于受众的解读如何与受众的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以及这些因素对受众的解读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霍尔并没有详细论述。
为了对霍尔模式进行验证，戴维·莫利、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多若希·霍布森等人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全国新闻》和“家庭电视”以及广播节目和肥皂剧节目（以《十字路口》（Crossroads）为例）分别进行了为期几周的调查研究，从而形成了伯明翰学派民族志受众研究的尝试、发展、进步和高潮四个阶段：戴维·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顿等人对《全国新闻》的受众调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多若希·霍布森对广播节目和肥皂剧《十字路口》的研究推动了受众研究的发展，戴维·莫利等人对“家庭电视”的研究掀起了受众研究的高潮。的确，尽管民族志方法一直贯穿于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当中，然而正是由于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对该方法的应用实践才使该研究方法尽显优势。事实证明，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通过焦点访谈、调查访问等形式论证了受众解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解决了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中遗留的问题。
四、抵抗性解读
莫利等人研究了受众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解读，而菲斯克的文化研究是从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抵抗性和创造性着手的。由于受福柯的权力理论、德塞都的抵制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影响，菲斯克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理论和文本的多义性理论，从而表达了自己对大众文化的独特理解以及“主体性”、“创造性”和“抵抗性”的受众观。在菲斯克看来，文化产品都是多义性的文本，然而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的生产者赋予的，而是由受众在文本消费过程中为文本赋予的。与其他大众文化理论家相比，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创作的过程而非结果。与霍尔不同的是，菲斯克认为受众不仅能够控制大众传媒的霸权力量，抵制它的影响，而且还能将文化产品作为资源为己所用，并从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快感。菲斯克这一观点的提出，完全否认了霍尔所强调的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
菲斯克认为受众的快感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对文化产品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躲避”和“冒犯”：受众对文本进行对抗性解读时，会有意识地规避文本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从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文本进行解读，并通过这种方式冒犯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对此，菲斯克曾经举例说明：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在观看电影《虎胆龙威》时，为警察和当局对各种设施、建筑的破坏欢呼；澳大利亚土著观众观看《第一滴血》时，把兰博推崇为一个民族抵抗的英雄人物；俄罗斯犹太人在以色列观看《豪门恩怨》时，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心的鼎盛时期，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伯明翰学派的受众观念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浑浑噩噩接受到意义的再创造这样的演变过程。
尤其是在70年代中期之后的研究过程中，该学派使用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通过焦点访谈等研究手段，以定性研究为主、以定量研究为辅，重点探讨了作为“阅听人”的受众在不同条件下对文化产品的接受状况。
第四节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关注较早，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了相关研究著作。例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的《电视与社会》等。在这些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或内容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受众理论。此外，英国的詹姆斯·克兰（James Curran）、阿兰·奥康纳、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s），澳大利亚的约翰·道克尔（John Docker）和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研究小组等，都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和媒介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作者或者从伯明翰学派的某个成员入手论述他们的传播思想及其对文化研究的贡献，或者把伯明翰学派发展的某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该学派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或者把某个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口研究该理论的生成、发展及其对受众研究的贡献和影响。这些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对传播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伯明翰学派形成的初始阶段，该学派在第一代领导人理查德·霍加特的带领下，开始研究20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以及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奠定了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与理论基础。与此同时，该学派在研究过程中把工人阶级受众作为主要对象，详细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以及工人阶级对文化产品特别是大众文化产品的使用状况，抨击了通俗文化产品对工人阶级思想和生活状态的影响。这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在《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表现出了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强烈的“抵制”态度。
对此，约翰·道克尔提出了赞同的意见。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出版物和视觉媒体中的广告对视觉效应和感官效果的强调造成了年轻人对阅读的偏离，从而使年轻人走向“野蛮”和“空洞”。
同时，他也在评价《文化的用途》时揭露了大众传媒对工人阶级受众的影响：
从过去走向现在，差不多就是一段摩尼教的旅程：从光明走向黑暗，从精神的夏天走向冬天，从文化的丰盛走向贫瘠。新的大众传媒靠装模作样讨好工人阶级的价值来操纵工人阶级。伯明翰学派这一时期对大众文化和传媒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显然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很长时期以来重点关注了两个学派的差异研究，而忽视了它们的相似之处及相互影响的维度。对此，道格拉斯·凯尔纳及其带领的奥斯汀研究小组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弥补了这一空白。
在《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接合》一文中，道格拉斯·凯尔纳通过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比较，发现尽管二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上存在着某些重要差异，但是双方还存在许多共同的立场，从而使得二者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在凯尔纳看来，在研究方法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出了一种文化与传播研究中的批判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此外，两个学派都曾经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求文化产品的深刻内涵；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传播研究也存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个学派都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和隐性控制功能情有独钟。然而，这两个学派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截然相反。
法兰克福学派把广大受众视为“乌合之众”、“没有思维和批判能力的人”以及“单向度的人”，而伯明翰学派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进步性和先进性，认为该阶级作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应该为反抗社会的不平等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