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掀起了研究霍尔的热潮，许多著作也相继问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戴维·莫利主编的《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对话》（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in Cultural Studies，1996）、克里斯·罗杰（Chris Rojek）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2003）、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s）的《理解斯图亚特·霍尔》（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2004）、詹姆斯·普洛特（James Procter）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2004）等。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霍尔思想轨迹的发展转变有了深入的了解，为我们探讨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首次提出了受众能动性解码的可能性，将“人们在观看电视时的实际行为理论化”，具有开创性意义。许多评论家都高度评价了霍尔的《编码，解码》这篇文章，并指出霍尔“倾向性解读”这一理论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如尼克·史蒂文森指出，在大众传播领域，霍尔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势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格雷姆·特纳也高度评价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指出在美国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极度盛行的时期，霍尔的观点突破了美国经验学派“效果”研究的模式，因而是“对传统假设的重大突破”。
尼克·史蒂文森和约翰·菲斯克对霍尔传播思想的建设性和局限性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们认为，编码/解码理论体现了“有系统组织的话语各层面的代码与意义的多种特点之间的张力”，“把文本从完全意识形态的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它偏离文本，朝着读者的意义场转移”。然而，尼克·史蒂文森同时批评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媒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渗透功能而忽视了不同的经济群体对媒介部门的决定作用，强调了受众的阶级构成对不同解读所造成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的决定因素，如种族、性别、职业等，以及这一理论沉溺于符号学的分析而抛弃了威廉斯的民主现实主义的传统。的确，在这一时期，霍尔关注的仍然是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如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和《“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中，霍尔重点强调了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自然化”的过程得以呈现，并通过大众传媒制度的确立和媒介技术手段的实施得以实现的。霍尔由于过分关注意识形态这一主题、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而受到了批评。戈尔丁、默多克、凯尔纳、加恩海姆等人认为，霍尔把媒介视为自主的意识形态机器，认为媒介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因而无视不同经济势力和权势集团对媒介的控制和影响，因而霍尔的理论偏离了媒介研究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期，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以电视节目为主、以广播节目为辅的民族志受众研究。在当时英国社会亚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下，霍布森、莫利和布朗斯顿等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开展了对电视和广播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格雷姆·特纳对莫利的受众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莫利的受众研究突破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局限性，即认为受众的阶级身份是影响解码方式的唯一因素，表明受众对电视解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远不是霍尔模式可以涵盖的。莫利的受众研究超越了霍尔的解码模式，并确立了自己在受众研究中的地位；此外，格雷姆·特纳称赞莫利的研究在立足于批判学派的传统上同时兼顾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主义的证据，证明了电视文本的多义性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而且还有积极的、可证实的、决定性的特点”。
在伯明翰学派受众研究中引起争议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尼克·史蒂文森和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的批评。尼克·史蒂文森着重从五个方面批评了菲斯克的理论：1.他的阐述对构建象征性接受的诸种机构不够注意；2.他的各种论点排斥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3.他对通俗报刊的观点，没有包容对其实际内容的任何具体考察；4.他对公共领域的离散的政治重要性缺乏批判性概念；5.他总是以自己对通俗样式的体验来取代受众的解读。麦克盖根认为菲斯克的理论过于关注受众本身的快感和意义生产而忽视了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而使他的理论丧失了批判力度。对此，道格拉斯·凯尔纳也有同感。他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盛行表示了极大的担心：近期对接受和受众之于意义建构的重要性的强调存在着一种膜拜受众的危险。所以，有一种大规模的转换，即从文本及其产生的语境的强调转向受众和接受的强调，这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认为仅仅是受众或读者创造了意义。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如果走到极端的话，“就会失却其批判的视野，从而会给研究中的任何受众体验都蒙上平民主义的、正面的假象”。在此基础上，凯尔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政治经济学和文本分析等角度进行传媒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受众理论被学者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中，成为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然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研究状况，国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系统考察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数论文专门探讨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金元浦的《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张颐武的《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时统宇的《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赵斌的《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等。在介绍西方传媒理论的著作中，只有部分章节探讨了关于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问题，如潘知常、林玮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石义彬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藏海群的《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观照与启迪》、陈龙的《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杨击的《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等。此外还有一些著作也涉及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在这些著作当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石义彬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潘知常和林玮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和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