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的国际传播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印度报业托拉斯（Press Trust of India，PTI）是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具有半官方性质。其前身是1910年建立的印度联合新闻社。1919年成为路透社的附属机构。1947年印度独立后筹建，1948年正式成立。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总部设在孟买，在国内设有132个分社，并在北京、纽约、伦敦、莫斯科等地设有十多个国外分社。此外，印度联合新闻通讯社（United News of India，UNI）、印度—亚洲新闻中心也是印度有影响的通讯社。
全印广播电台（AIR）是印度的国家电台，印度独立前由英国殖民政府管辖，1939年开办对外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相当大的发展。印度独立后这家电台收归国有，对外广播由它的对外部经办，致力于反帝反殖斗争，并且积极为国外的印度人服务。广播对象主要为亚洲地区，兼及中东、非洲、欧洲，内容侧重于宣传印度的发展、政府政策和印度文化。据统计，2002年度该台每天用26种语言（包括7种印度语言）播音72小时，发射功率约为11650千瓦（部分与对内广播共用）。进入新世纪后积极推进数字卫星广播，先后在2000年、2002年开办了面向非洲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广播。该台节目已上互联网。
（三）巴西的国际传播
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有约1.9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牙语传播市场。此外，葡萄牙语传播市场还包括葡萄牙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和东帝汶等8个国家，总人口超过2.3亿人。
根据2005年的数据，巴西全国有6000余家调频电台，电台数量居世界第2位。巴西国有广播电台Radio Nacional do Brasil对外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广播。
巴西电视起步于1950年，目前97%的家庭拥有电视机，电视播出覆盖率达到99.69%。巴西的电视节目在世界市场上也非常具有竞争力。目前巴西约有240多家电视台，其中大型电视台有7家，私营的为5家，政府管理的为2家。“环球电视网”（TV Globo）是其中最大的一家私营商业电视台，也是世界第4大商业电视台，在全国拥有9座直属台和68座附属台。
另外，巴西非常注重电视教育节目的制作，其他各类节目也非常丰富，电视剧、电视系列片制作精美且富有民族特色，向拉美许多国家出口。2005年1月，巴西推出了旨在促进南美洲一体化的海外电视频道——“巴西电视频道”，该频道全天候播出，整个美洲乃至西欧都可以收看到。
（四）其他国家的国际传播
新世纪全球传播格局中最突出的变化之一，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崛起。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世界各国只能从美国的CNN这个唯一的渠道获得关于伊拉克战场的新闻报道，而身处战火硝烟现场的阿拉伯国家媒体却集体缺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直到三天后才见诸报端。
但是在本世纪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同时有10多家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加入了媒体大战。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而且遍及全世界。这其中，以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影响最为突出。
半岛电视台的异军突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新世纪初全球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从“9·11”恐怖袭击到随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与阿拉伯世界密切相关，这为阿拉伯媒体充分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文化优势、地域优势和相同的宗教价值观念优势等，从与西方强势媒体不同的视角报道与阿拉伯世界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半岛电视台的专业素质和传播策略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半岛电视台非常注重新闻的即时性，在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重要城市都有特派记者，这保证了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与阿拉伯世界有关的重大新闻。半岛电视台还高度重视现场报道，记者敢于在战争火线上发回现场报道，满足受众需要。此外，半岛电视台坚持自己的报道理念，敢于大胆直言，绝不简单套用美国主流媒体的说法，从而赢得了广泛声誉。
除了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古巴，非洲的南非、埃及，亚洲的韩国等，传媒产业都发展的很好，并在全球或局部区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也说明，在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中，一个国家的媒体或一个媒体机构在全球的影响力大小，并不一定完全受到国家大小、国力强弱或媒体历史长短的制约，同时也依赖于媒体自身的独特优势及对这些优势的良好把握和发挥。
第三节 国家传播战略的中西差异
一、传播制度差异
（一）传播制度
所谓传播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制度。或者说传播制度就是社会制度中对大众传播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的部分。因此，传播制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现在世界上主要存在两大传播制度，即资本主义传播制度和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不同的传播制度决定了大众传媒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传播策略。
1.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别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思想建筑，指的就是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或阶级的利益、愿望的思想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它是建立在社会存在之上，又受到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明显影响的那部分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虽然受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传播制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西方学术界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大众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是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就目前来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以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用各种途径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输入颇具迷惑色彩而表面上令人神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因此，相对而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求的思想观念体系。社会主义传播事业的党性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全部工作中，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应当是完全统一的。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将延续。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传播领域的交锋也会延续。
2.新闻传播取向差异
在中国，新闻传播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大众传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是我国传播事业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的大众传播对内是满足人民的信息和文化需求，对外是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和爱好和平的形象，推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但在西方，新闻的消费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美国的新闻虽然鼓吹绝对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但是从其新闻选择原则来看，往往迎合受众的口味，考虑新闻在受众中可以有多大的欢迎程度，能为报纸带来多大的利润和影响力，追求“轰动效应”。这样的消费主义倾向表现在美国媒体对华新闻报道中，就是必须采写那些民众关心的、感兴趣的新闻故事，这些新闻主题就应该是与民主和自由相冲突的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间谍问题”等等。1999年3月，《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被白宫称为“爆炸性新闻”的所谓“独家报道”。该文无中生有，对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了百般诬陷和恶意中伤。这篇报道不仅使李文和被解雇，遭到9个月的无辜监禁和可能被判死刑的迫害，而且还在美国煽起了一股反华风，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伤害。本应对此负全部责任的《纽约时报》，后来只是很不情愿地发表了一则道歉声明，对“制假”记者未作任何处理。美国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授予两名和报道中国有关的记者，其中一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杰夫·葛斯，他因为报道揭露了美国政府无视国家安全，允许公司将美国的技术出售给中国而得奖。另一名是《华尔街时报》的伊恩·约翰逊，他获奖的原因是因为他报道“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对镇压的结果及其前景有揭露性的报道”。媒体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为其信息来源，这些因素规定了媒体报道的内容。
在西方国家，媒体是要赚钱的企业，通常为大公司所有。因此也受到所有者和广告的左右。美国广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购之后不久，经常批评迪斯尼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就被取消了。虽然事情并不都这么露骨。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办得起有拥有大发行量和主要新闻网的报纸，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所以新闻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板的观点，不那么有钱的人的观点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没有明确的审查政策。
西方传媒还常常受到广告商的左右。在1992年的美国编辑作家协会会议上对55名会员进行的调查发现，80%的人认为广告商的压力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45%的人知道新闻报道在广告商压力下做出让步的事例。在全球传播时代，由于西方传播高度集中于极少数几家跨国传媒集团手中，媒体更容易受所有者和商业利益的控制，新闻消费主义倾向有增无减，而且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影响世界舆论。
由上面可以看出，正是传播制度的不同，造成中西传播在价值取向和具体的媒介呈现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中西传播的本质和宗旨不同。
（二）发展理念差异
前面已经述及，不同的传播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传播价值观和传播理念。与西方国家大力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价值观和世界观，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的对外传播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从来不企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世界观强加给别人。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发展战略，中国的对外传播奉行的是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1.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的外交基本理念一脉相承
中国外交的基础是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的提法来源于这一基础，同时又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发展。和谐世界要求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和各种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井水不犯河水，还进一步发展为和谐共存，增添了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一些新的内涵。换句话说，增加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素。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存，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
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诺和平发展，既是我们对外宣示要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将成为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基础。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宣示显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我们对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之间相互关系的表述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过去几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2.和谐世界理念是迄今我国提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延伸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根据不同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维护我们根本利益的需要，相继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和谐世界理念是在这些基础上的延伸。这一理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涵盖了更多的普世价值。这就使和谐世界理念能够获得外界更多的共识和共鸣，也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从解决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高度提出的重大外交思想。和谐不是同一，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不同”是客观现实。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是在承认世界多元性、利益差异性、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追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增加和谐因素的进程。上述外交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促进世界稳定繁荣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中国的外交活动也实践着上述外交理念。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及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为推动和平解决朝核、伊朗核、苏丹达尔富尔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