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甲为乙设计陷害丙，甲只是对乙说“你且附耳上来”，于是乙走到甲的面前，甲凑在乙的耳边小声嘀咕几句，或者小声说道：“你只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即可。”乙便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心领神会。究竟甲献的是何计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有剧中的罪犯甲与乙知道，观众与剧中的其他当事人都不知道。这时，观众既想急切知道或看到甲与乙策划的阴谋是什么，同时又为丙的安全与命运担心。在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这类悬念机制曾被多次运用过。如师爷为县太爷一家多次献计献策，阴谋加害杨乃武与小白菜，令观众为剧中主人公的安全与命运担忧。其悬念机制与效应即由此产生。
但是，这类悬念引发的效果一般来说不够强烈，因为观众期望的只是想急切知道或猜测甲献的到底是何计谋，而对丙的安全和命运的担心程度则相对减弱，期待感不强，虽能引发悬念效应，但张力不够，刺激不大。
还有一种悬念机制和上述两种情况均不相同。它的构建是由客观情势的危险性和规定情境的尖锐性形成的。剧中的谋划者和观众都知道剧中当事人已陷入险境，安全受到威胁，连当事人自己也知道这一情况。但其后果如何，剧中人和观众则全然不知。而由此造成的恐惧感与紧张感却异常强烈，扣人心弦，刺激神经，故能把观众牢牢地吸引住。
在美国影片《猎鹿人》中，表现1968年美国发动越战时，三个同时参军的好友：迈克尔、尼克、史蒂芬先后被俘，看守他们的越军迫使他们和一些南越战俘玩一场俄罗斯轮盘赌。赌的方法是用左轮手枪装上一颗子弹，然后转动轮子，推进枪身，在任何人无法知晓这发子弹是否顶上膛的情况下，交给当事人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然后参与赌博的人纷纷下赌注，为其能否击发子弹，也就是为其生死赌输赢。赌注下完后，庄主即谋划人下令让当事人扣动扳机，是否赶上枪膛内的子弹则全凭命运。剧中的谋划者、当事人、赌徒以及银幕外的观众尽皆不知。但是客观情势和规定情境则异常紧张和刺激，此时观众对后果的期待心理被提升至饱和状态。
后来，他们三人逃离了俘虏营，尼克沦落西贡街头，为生计所迫，为了赚钱，自愿充当职业的轮盘赌场里的赌具，终于饮弹而亡，造成了一场人生的悲剧。
这种异常紧张而又富于刺激性的场面是靠悬念的机制维系的。在赌博进行过程中，当事人是死是活，枪膛内的子弹能否打响，谁也难以预料，对剧中的谋划者、持枪的当事人、周围的赌徒以及银幕前的观众，全都是未知数。每个人都处于紧张的期待情境中，持枪的当事人的神经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因为他的手指扣动扳机后，响与不响，则和他的生死相关；谋划者和赌徒对当事人的生死并不关心，他们期待的是赌局的输赢；而银幕前的观众则以紧张的心情等待枪响与不响的严重后果，又期盼当事人能渡过难关，转危为安。悬念的效应也由此而发挥到极致。
另有一种悬念机制和上述三种又不相同。它是让剧中的当事人、谋划者以及银幕前的观众全都知道当事人将要面临的危险和困境，观众期望看到剧中主人公有何办法和高招能够战胜对手，化险为夷，保住自己的生命；或者摆脱困境，使危机转化，把不利化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最后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
美国影片《目击者》中，罪犯打算杀死一名案发时作为目击者的孩子，企图除掉见证人，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办案警官约翰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局长，岂料局长也是凶手的同伙，约翰反而遭到了袭击。约翰受伤后，立即偕目击男孩连同他的母亲迅速离开了城市，逃到了孩子的家乡——阿门人聚居的地方躲藏起来，一面养伤，一面伺机破案，揭穿局长的真凶面目。此时，他的上司局长也在对他进行搜捕。这样，三方面即目击者母子、办案警官、杀人灭口者罪犯，全都知晓事情的真相和自身面临的危险，而观众对他们的处境也都一清二楚，悬念的张力就在于看谁最终能战胜谁。观众心系于当事人目击者和办案者的安危，戏剧性就基于这种谁都知道事情真相的悬念机制上展开。观众希望看看谁能战胜谁，看看谁智高一筹。当然，观众最终期待的是正义战胜邪恶。不过邪恶势力由于暂时处于优势，所以更令观众担心。
以上所研讨的几种悬念机制，仅是从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由叙述者的视点提出并加以论证的。但悬念的机制并不仅限于以上几种，它的构成与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否则就会形成模式和套子。有才能的创作者总会在旧有的模式中寻求突破，开拓出新的内涵和境界。
上述几种悬念机制虽各不相同，但比较来说，以其中第一种对观众的心理影响最重，刺激最大，观众的反应也最为强烈；其余几种则略为逊色，刺激不大，反应较弱，观众的心理负担较轻。这只是相对而言，具体还要看编导者对悬念机制的处理与运用是否得当。即使是老掉牙的故事和模式，只要能翻出新意，不重复别人，仍然能满足观众的审美快感，从而受到观众的欢迎。
毋庸置疑，悬念对观众接受心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到影院中观摩电影的心理准备可以说非常简单，不外乎寻求娱乐和刺激，获得审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愉悦。但一旦他进入剧情，关心起剧中人物的命运，有了参与意识之后，其心理状态就会变得极为复杂，而悬念对观众产生的心理效应则更为强烈。
最为明显的是面对悬念的危机感，它可以促成观众的心理紧张、焦虑、恐惧、担心、猜测和期待，引起情绪上的剧烈变化，从而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增强观众的观赏兴趣和欲望，在饱经心理刺激之后，得到一种审美心理上的满足。
一般来说，观众对悬念的期待与破解，在心理作用上会产生以下几种反应。
其一，在意料之中，符合心理期望。“啊，果然如此。”悬念的结果与心理期望相吻合，获得观赏的快感，得到心理的平衡与满足。但有时还会出现另一种反应：虽被猜中，却不出所料，没有出奇制胜的新意，陈旧落套，感到不过如此，索然无味，猜中之后，反而有一种失落感。
其二，出乎意料，但在情理之中。悬念的结果虽不符合期望，但突破了观众的思维定式，而且合情合理，甚至令人拍案叫绝，觉得编导有新招、有绝活，让人耳目一新，除感到惊诧和喜悦之外，觉得新鲜，不同凡响。
希区柯克导演的《电话谋杀案》即属此类悬念片。观众谁会料到杀手在顷刻之间变成了被害者，而被害者竟然在刹那间变成了杀手，这种角色互换实在是出乎观众的意料。虽超出常规，却又不违背常理，于是在悬念之中又孕育了新的悬念，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进一步勾起了观众的观赏欲望，继续期待下面的情节该如何发展，人物的命运应如何结局。观众心里的问号越多，他们的参与意识越活跃，而观赏的兴趣越高涨、越浓厚。
其三，虽在意料之外，但不在情理之中。悬念不仅落空，而且会造成观众的逆反心理，觉得编导在戏弄观众，生编硬造，脱离实际，从而使观众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让观众大失所望。
总之，悬念不能太玄。过于玄虚，离谱太远，缺乏可信性和真实感，悬念就变成了玄念，从而丧失了它的魅力。所以对悬念的构思和设计，不管是来自突发奇想，或是触景生情，还是来自生活的启迪，或是姊妹艺术的影响，都需要有生活的依据和积累。即使是无动机场面，亦不可以无动机的方式引入，否则悬念的机制就会遭到损害，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悬念与推理
在影视创作中，长期以来，情节剧占有一定的优势和比重。在情节剧中，尤以类型片（如侦破片、警匪片、惊险片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而且具有相当高的票房价值和收视率。在这些类型片中，情节的发展和推动多依靠悬念和推理来维持和支撑，由此而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样式：悬念片与推理片。因此，需要对悬念与推理这两个运转情节的元素做一些较为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运用它们。
一般来说，人们对悬念与推理的认知，往往在观念上容易产生混淆，甚至把二者当做一回事。这是因为悬念与推理都指向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令观众疑窦丛生，在心理效应上引起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前景和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进程与结果产生关切心情和期待感。如希区柯克的悬念片《电话谋杀案》、《精神病患者》、《39级台阶》、《西北偏北》等，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推理片《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惨案》等，都能刺激和唤起观众的观赏欲望，促使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安全与命运产生强烈的焦虑心情和期待感。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加以比较和分析，则会发现悬念与推理却有其根本的差异和区别。所谓悬念，是指编剧和导演利用观众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前景的关切心情，在剧中设置悬而未决的矛盾现象，引发观众期待矛盾解决的心理。推理则是逻辑学上指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前提推断出结论的过程。影视剧中的推理片，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样式。它大多以侦破犯罪案件为内容，但侧重逻辑推理分析。此类作品多按照逻辑推理程序结构故事，最后揭露案情，使之真相大白，罪犯在严密的论证面前，只好服输认罪。
由以上比较不难看出，悬念与推理在构成机制和演绎过程上是不一样的，其显著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悬念是利用设置一些未知的情节来达到叙事的目的。故事的程序是由起因发展到结果，即由因至果。比如前面提到的希区柯克的悬念片《电话谋杀案》，故事的叙事脉络是：丈夫欲谋害妻子，经过他的周密安排，让杀手于夜间潜入他的住房，他准时由外面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必然起身去接电话，此时杀手可从窗帘后潜出，用丝巾将妻子勒死。丈夫设计的杀妻计谋可谓周密至极，这样，观众不得不为女主人公的安全与命运担心，猜测未来发展的结果，期待女主人公能够免遭毒手，获得安全。悬念的张力随之产生，观众以紧张的心情期待它的后果。
推理则不同，它是已知事情的结果，去追寻既成事实的原因。如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改编的影片《尼罗河惨案》，多尔太太被谋杀已成事实，只是侦探要在众多涉嫌的人中找出凶手。观众想知道的只是案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凶手是谁。我国早期故事片《羊城暗哨》的故事结构程序亦是如此安排的，经过严密的推理，最终找出了谁是凶手。所以推理片的故事脉络是由结果回溯到原因。
第二，悬念与推理在故事展开的时态上有显著区别。悬念令观众关心的是情节未来发展的走向和结果如何，在时态上是现在进行式，因为事件仍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如在《电话谋杀案》中，当杀手把汤姆的妻子勒倒在办公桌上时，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妻子在拼命挣扎时，无意中摸到了因剪报放在桌上的一把剪刀，她把剪刀刺进了杀手的后背，凶手当即死亡，情节的发展出现了一个180°的大转折。一个悬念刚刚消解，一个新的悬念又已形成。观众的兴趣迅速转向丈夫如何应付这种异常局面，期待下面的情节如何发展下去，后果将会怎样。
而在推理片中，主人公已经死亡，案件已经确立，人物的命运已成定论。观众已不再关心他或她的命运，只是关心导致事情结果的原因及发展过程，由此找出作案者或凶手，但发生的原因与过程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因此推理片在时态上要追踪和闪回过去，表现在时态上多为过去完成式。
第三，悬念片的事件和动作基本上是符合时序的，是按照时针的顺序进行的，但是情节的进展又是无序的，常常会节外生枝，被偶然事件、异常行为、意料之外的突发举动所打乱。如前面所述希区柯克的影片《电话谋杀案》中，杀人者突然让被杀者所杀，而交给凶手的钥匙又没有按照预先约定放在原处，故事情节被突发事件所打乱，呈现无序状态，使人难以预料到事件下一步的发展趋向，令人捉摸不透，由此产生强烈的悬念效果。
相比之下，推理片的动作和情节的演进与发展，则是按照严密的逻辑顺序完成的。但这种顺序排列却是逆向的，即由结果回溯到原因。
在悬念片中，观众虽知道当事人有危险，但会不会遇险或被害，则要看事件的进展才能知道结果，也就是说由诸多原因导致结果。在推理片中，观众早已知道当事人遇险或被害的结果，但不知道罪犯或凶手是谁，他又是怎样策划和谋害当事人的，以及阴谋策划和谋害的详细过程，这样只能由结果回溯到原因。所以悬念片与推理片对情节的编排和叙事的程序是大不相同的。
第四，在悬念片中，事件正在发生和进行。人物的命运尚未完全显露出来，是个未知数，直到最后才能看出结果，所以观众的思想和情绪投入得较多，甚至是全神贯注地期待人物命运的结局。
在推理片中，剧中当事人的命运已成定局，需要解决的只是由一个局外人或侦探寻找造成他（或她）遇难或被害的原因与经过，以及那个隐藏在幕后的凶手。它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更多的只是推理过程中的逻辑趣味，而不是悬念片中悬念对人物安全带来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