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意大利导演德·西卡拍摄的影片《温别尔托·D》中，有一个场面通过极其简单的调度，刻画了温别尔托·D既贫穷又爱面子的性格。温别尔托·D是一个靠领养老金过活的人，因为贫困潦倒，只能靠变卖旧物维持生活，但在朋友面前又要装得体面，维护其自尊心。后来，他到了山穷水尽、借贷无门时，在路上偶然碰到乞丐伸手向他讨钱，由此受到了触动。他走到僻静处站下，伸出手来，练习讨钱的动作，此时恰有人走来，他把手伸出去，手心向上，却仰脸向天。这种动作行为体现了那种初次干此营生又怕被人撞见讪笑的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让人看了觉得既可笑又可悲。
人物调度的妙处是，导演让路人走过之后，方才意识到有人在向自己讨钱，于是转回身掏钱。他正要把钱递到温别尔托·D的手上，就在这一瞬间，温别尔托·D的手突然翻转过来，手心冲下，手背转上，这样反复上下翻来翻去，给人的感觉，他并非是乞丐在讨钱，而是在试探天气是否在落雨。给钱的人反而觉得很尴尬，只好将钱收起，反身走去。
看起来这个场面只是一个简单的过场，在整部影片中所占的分量极轻，但导演却紧紧抓住细部不放，在小处落笔。他通过简洁的场面调度：路人的去而复返，温别尔托·D的手掌翻上翻下的异常动作，不仅制造了具有喜剧效果的尴尬场面，同时刻画了温别尔托·D先生既想讨钱又爱面子，既贫困又要维护尊严的人物个性。正由于导演在场面调度上不放过在细微处见精神，注意在小处落笔，而众多小处积累起来便形成了大处的鲜明形象，所以从事艺术创作，千万不能忽略小处的积累。也许有人会说“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认为会因小失大，我认为西瓜不能丢，但是芝麻也要拣。财富都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又如，在澳大利亚影片《鳄鱼邓迪》中，导演彼德·费曼借助场面调度手段刻画主人公邓迪的性格时，就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由于人物性格鲜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这部仅以600万美元低成本投资拍摄的影片，当时从众多的华丽昂贵的好莱坞影片中脱颖而出。
该片的主人公邓迪出生于澳大利亚边远的北部亚热带地区，他性格粗犷、豪放、坚强、开朗，在他的身上有许多那些拓荒英雄的品质。因为他经常捕猎鳄鱼，所以被人称作“鳄鱼邓迪”。
纽约的一位报社女记者休·查尔顿在采访邓迪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危险和不同寻常的遭遇，并对邓迪产生了兴趣，于是邀请他一起回到纽约。这样她不仅能够介绍原始的邓迪，还能对这个尚未受过教育和污染的单纯的人，对他初次接触现代大都市生活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专题报道。
邓迪到了纽约后，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感到不适应，但由于他的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个女记者，所以才决定留了下来。后来当他得知女记者已与别人订了婚，他便决心离去。女记者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赶到饭店，门前侍者告诉她邓迪已去地铁站，她立即向地铁站追去。路上，她跑掉了一只鞋，于是她干脆扔掉了另一只鞋，继续向前跑去。到了车站后，在拥挤的人群中她终于发现了邓迪，并大声呼喊他，告诉他，她爱他。车站这场戏的调度不仅十分生动有趣，具有喜剧色彩，最重要的是通过场面调度刻画了邓迪的性格。
这个段落共用50个镜头，长达4分钟。通过人物与镜头的调度，不仅表现了女记者追赶邓迪的急切心情，同时导演还为这一场面设定了十分拥挤的候车人群，因而给二人的相会制造了障碍和困难。所以当女记者看到邓迪后，由于拥挤人群的阻隔，使她无法通过，不得不借助人群中间的两位好心人来为其传话，这样就产生了喜剧效果，另外，也为刻画邓迪的性格创造了条件。
邓迪看到女记者向他表示爱情后，由于感情的冲动，他不顾一切飞身从人们的肩上、头上踏过，去和女记者相会。这种独特的动作和行为方式，只有邓迪能做得出来，因为他是个粗犷、豪放，曾经和鳄鱼打过交道的人，他将都市的所谓文明和礼貌置之度外，所以他可以用他所特有的方式去会见他心爱的人。他的这种看似粗野的行为和动作，对于女记者和站台上的群众以及影院中的观众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最具艺术魅力的。因为这种场面调度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人物的个性。
（二）借助场面调度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人是最富于感情的。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是极其复杂和多层次的。
一般来说，人的动机和行为是统一的。比如说他恨她，他就会采取一切恶劣的手段对付她。即表现为表里一致。但是，有时候人的内心活动与外在行为并不一致，即表里不一。比如，有的人对某位领导打心眼里厌烦，甚至对他深恶痛绝，但在表面上又不敢得罪这位领导，甚至要对他献殷勤和讨好，心里就越是觉得别扭和不痛快，形成了人的两面性，甚至性格的分裂，构成了内心活动与外在行为的矛盾和不一致。
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是极为复杂的，有时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有一首古诗《渡汉江》写道：“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为什么临近家门，不是高兴，反而产生了胆怯心情呢？就因为多年不通音讯，担心家里有了变故，不知吉凶祸福，心里便害怕起来。这种反常的，但又可让人理解的矛盾心情，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才更吸引人。
在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影片《一个怪物的剖析》（又译《人人都可以入地狱》）中，就借助场面调度手段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这种复杂的矛盾心情。
这部影片叙述一位母亲的小女儿被绑架后，母亲接到绑票者的来信，让她携带巨款去赎回孩子，否则逾期就要撕票。此时，母亲急切营救孩子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接下去的戏是母亲携带赎金驾车驶到郊区公路旁一个僻静处停下，正欲去寻找绑票者指定的地方时，恰巧又驶来一部汽车，在她的车旁停下。车主走下来问她是否需要帮助。这种热心肠的助人行动，反而使女主人公感到厌烦，因为这时她最怕被别人打扰，但表面上还得向人家道谢。
以上调度，虽属偶发事件，节外生枝，却由此增强了戏的紧张性，给母亲的营救行动增添了障碍，同时也加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负担，造成了内心紧张。这种场面调度，看起来仿佛是随意的，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其实正是导演精心设计的。这种偶然的路遇，善意的助人举动，在特定的规定情境中，却绷紧了人物的神经，起到了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特殊作用。
紧接着母亲找到了绑架者留在指定地点的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一台对讲机。她按动机钮，从对讲机里传来绑匪的指令，让她把车开到某处桥上停下，然后将钱袋与对讲机一起扔到桥下，之后，再开车绕道驶往桥下去认领孩子。
当母亲将车驶到桥下，打开车门去认领孩子时，导演借助场面调度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此时此刻女主人公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当她走下汽车后，借助汽车前灯的光亮，发现远处地上放着一个蓝色的塑料口袋。此时，如果导演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可以不假思索地让演员飞快地奔向蓝色塑料袋，解开封口的绳子，以表现母亲营救孩子的急切心情。然而这部影片的导演并没有这样做，没有走轻车熟路，而是另辟蹊径，独闯新路。导演在场面调度上用了一个很长的镜头：母亲下车后，慢慢向前走去，走了几步停住，仔细向前打量；接着又慢慢向前走，当快接近那个蓝色塑料袋时，忽然又停下，她没有继续向前走，反而往后退了几步，定了定神，才又向前走去。当她走到口袋前时，镜头换了个反拍角度，拍摄母亲伸出脚来，轻轻踏了踏口袋，仿佛在试探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是活的，还是死的？然后，她俯下身子。至此，镜头切断，戛然而止，转换场面，给观众留下悬念，让观众产生想急于知道孩子生死命运的期待心理。
此处调度起主要作用的是时间因素。母亲与塑料口袋的空间距离并不长，但母亲急欲看到女儿的心情，仿佛走了一条漫长的路，心情与动作形成了反差。时间延伸了，但观众并不觉得冗长，反而被一种紧张的氛围所吸引，期待感更为强烈。因为此时剧中的人物和观众都急于想知道口袋中的孩子的安危，但又害怕知道袋内的情况，担心出现最怕出现的情况。因此，母亲越是临近口袋，越是心怯，不敢贸然接近和打开它。这种行为和心理过程的揭示，完全是借助场面调度手段完成的。
如果换一种处理手法，让母亲看到口袋后立即扑向前去，急忙打开口袋，让真相大白，这种急于呈现结果，不仅削弱了悬念的紧张度，而且也把人物的内心活动简单化了。戏剧性没有了，观众的期待感观赏兴趣也随之被冲淡了。而此处观众所需要的恰恰是对人物复杂心理过程的揭示，不是那个简单结果的呈现和揭破。可见，不同的场面调度对揭示人物心理活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
（三）通过场面调度渲染环境气氛
影视作品中的环境气氛，主要是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而自然景物外观的形象又受到季节、风雨、阴晴、昼夜等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如春天的景物就显得生机盎然，冬天的景物就显得萧飒；白天的景物显得明朗，夜间的景物就显得神秘和朦胧。所以气候、时间的变化，既影响景物自身形象的变化，同时也影响人对景物的感觉和心情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