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活动分子阿加·莱尼（Arja Lane）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认为“同妻子后援会一道工作是一种政治化的经验。……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开会，第一次暴露劳资关系的‘怎么样’、‘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在开会和参与某些事件的所见所闻，学到的技巧，都使我们有能力应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名妻子后援会的成员描述了这种组织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说：“罢工之后，我丈夫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他听任我在会议上大声讲话，允许我自己去多伦多参加集会。我意识到我在这个家里有了更多的权利。”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还围绕妇女堕胎问题举行过大规模示威活动。堕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成为各派妇女关注的一个问题。1968年，传播节育知识在加拿大还是非法的，麦吉尔皇后大学学生会悄悄出版的《节育手册》（Birth-Control Handbook）一书，迅速成为全加乃至全北美最畅销的地下读物。妇女们认识到，身体是自己的，堕胎是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196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成立了一个堕胎医疗委员会（Therapeutic Abortion Committee），宣布出售节育器具、传播节育知识和堕胎为合法；但是妇女堕胎必须经过该委员会核准，否则仍被视为违法，从业医生要受到法律处罚。此即《联邦堕胎法》。妇女们对该法案非常不满，因为按照该法律条文的限制，要取得合法堕胎权的机会微乎其微，要堕胎就必须去非法的小诊所。由于小诊所医疗条件的限制，许多妇女因而丧命。从1970年起，加拿大妇女开始组织各种反堕胎法活动。2月14日，在温哥华举行了第一次要求废除“联邦堕胎法”的示威活动。4月，温哥华妇女决策委员会要求妇女们参加从温哥华到渥太华的穿越加拿大的“反堕胎法大游行”。她们声称：“我们认为，加拿大政府跟加拿大妇女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政府在1970年5月11日下午三点之前不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将被迫对加拿大政府的宣战做出反应。”示威途中，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呼吁废除堕胎法。妇女在游行中抬着一具象征着在非法堕胎中死亡的妇女的棺材，从温哥华经坎卢鲁斯、埃德蒙顿、里贾纳、温尼伯、莱克海德、多伦多，最后到达渥太华。她们集中在议会大厦外，坐在参观者长廊下，结成人墙，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积极参与了这次示威的组织活动。它在1970年11月的声明中总结了这次活动的影响：“在加拿大，反堕胎法大游行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催生了许多新组织，提高了妇女对团结力量的认识。”妇女们认识到，她们所受的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政府。虽然这次示威在当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广大妇女不断斗争，又经过大约十数件案例的判决后，198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联邦堕胎法违宪。
1960年，在女性的努力下，《加拿大权利宪章》中加入了限制性别歧视条款。
1966年5月3日，代表32个组织的50名妇女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会议，讨论妇女地位提高的问题，这次会议促使了加拿大妇女平等委员会的成立，由会议的召集人——劳拉·萨比亚劳拉·萨比亚任主席，在这个组织和加拿大政治家朱蒂·拉马斯朱蒂·拉马斯的努力下，加拿大总理终于决定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怎样提升加拿大妇女的地位。
1967年2月3日，妇女地位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e of Women 1967~1070）成立，由记者佛罗伦萨·伯德担任主席（所以此委员会又叫伯德委员会），对如何提高妇女地位进行研究。1970年，加拿大妇女地位皇家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个研究报告，倡议成立一个妇女地位理事会和联邦人权委员会。另外，在政府内成立负责妇女事务的专门机构。
197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指定一名内阁部长兼管加拿大妇女地位部(Status of Women Canada，加拿大政府部门之一)。作为专门的政府妇女机构，妇女地位部的任务是审查政府各部门的方案，看其是否考虑到妇女的利益，并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意见，以争取联邦政府的立法、政策、计划等有利于妇女的权益。同时，在政府各部门、各省政府以及全国各妇女组织之间进行协调；负责与各国妇女或妇女组织进行交流。从此，加拿大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了制度和机构保障。
在有了制度和机构保障后，加拿大妇女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深入。
1974年，美国畅销书作家艾伦·皮泽伊艾伦·皮泽伊(Erin Pizzey，1939~），现代妇女庇护运动的发起人，美国畅销书作家。写了《悄悄哀号，别让邻居听到》一书，首次将家庭暴力（女性往往是受害者）带到了公众面前。受美国影响，也受本国女性努力的影响，1975年，安大略省规定，妻子在丈夫对自己进行人身伤害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20世纪80年代，女学者林达·麦克苏德林达·麦克苏德（Linda MacLeod），加拿大最有名的描写虐妻事件的作家，她写了两本和此有关的书，并为加拿大妇女地位委员会提交的意见报告。在1980年和1986年分别出版了《殴妻在加拿大：恶性循环》(Wife Battering in Canada：The Vicious Circle)和《已被打，未打败》(Battered But Not Beaten)两本书，将如何解决妻子受丈夫虐待的问题推向深入，为政策的制订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让人们想着去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分析问题。女性越来越注意为自己地位的提高提供平台。以法律界为例，1985年，《加拿大妇女与法律》杂志创刊，为女性法律从业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3.第三次运动：争取更广泛的权利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卓越女性的努力，也由于群体的努力，加拿大女性在法律中地位的提升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性别平等保障被写入了《加拿大权利宪章》，《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公约》也得以通过，加拿大企业养老保险具体条款修改得更有利于女性。在男人占天下的政治金字塔尖——政府首脑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女性的身影。
从1975年到1991年，加拿大就业妇女的总数从340万增加到560万，而同期男性就业人数仅从590万增加到680万，就业妇女人数的增长超过了就业男性人数的增长。1991年，女性已占全国就业人口总量的45%，而1975年仅占36%，很多女性已经进入了以前为男性主宰的就业领域，并在科技界、政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81到1991的10年间，加拿大行政和企业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重从27%上升到40%。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加拿大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从1972~1973年的43%、27%和19%上升到1992~1993年的53%、46%和35%；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数量已经超过男生。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就业领域的“升级”，妇女的收入增加很快。妇女经济自主能力的增强减轻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使她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自由。现代加拿大妇女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在政治上更为活跃，在家庭里更有发言权，她们和男子都在重新塑造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
在历史上，对女性参政充满偏见，代表思想如黑格尔所说的：“女人担任政府首脑时，国家就立即陷入危险，因为她们不是靠普遍标准来办事，而是凭一时之见和偏好来行事。”在加拿大，女性主义活动的先驱在进入参议院就受到了众多阻挠，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权力的顶峰。加拿大首位总理金·坎贝尔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她小时候想做医生都被人阻止，“女人是不能做医生的”，但到她成年时，她进入了女人更难进入的政治领域。1991年，她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女司法部长；1993年，她成为北约成员国第一位女国防部长，以至于俄罗斯国防部长见她时遭遇“文化休克”，称“我不习惯和女人谈军事”。1993年，进步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遭到国内普遍反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金·坎贝尔临危受命，接任进步保守党主席及加拿大总理一职，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女性可以登上加拿大权力的巅峰，是加拿大女性地位得以提升的最好证明，1993年联邦大选中，有53位妇女被选入295个席位的国会，创下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