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文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派女性主义的状况》出版，表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成为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者齐拉·艾森斯坦在导言中论述了该学派的特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由资本主义父权制派生的权力体系。我选择‘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词来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性等级结构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理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相互依存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至关重要。尽管父权制（及大男子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得到延续，但如果要改变这个压迫结构，我们要弄明白它们现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超越了……孤立的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对媒介的批判中，他们关注电视作一种明确的资本主义体制所占据的位置并且如何影响到女性形象的塑造，利利安·鲁滨逊的《我的方针是什么？谈电视虚构与女性工作》一文是其代表。她认为，电视虚构“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工作的神话，其精心设置的论题涉及到女性是否和为什么进入工作市场，她们从事何种职业，她们在这些职业里是如何典型地表现自己的，她们与那些同事和雇主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鲁滨逊试图去表明父权象征体系如何利用和操纵女性劳动者，甚至建构女性形象。
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活动领域十分广泛。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她们的实践活动已经超越了大学的围墙。从活动范围看，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大学到社区，整个大陆都有她们的身影。从活动内容看，涉及妇女关心的日托、堕胎、组织工会、建立提高觉悟小组、增加家长津贴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各派妇女组织和服务机构的数目都有较大增长。196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2个注册的妇女组织，到1974年，发展到100个左右。到1979年11月，全加拿大有39个妇女活动中心，每个省或者地区至少有一个。其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1972年，加拿大妇女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妇女们，团结起来》（Women unite）一书，书中指出：“加拿大与美国的区别在于，加拿大妇女更习惯于用社会阶级的观念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观点已开始在加拿大妇女解放运动中成为中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的共同特点是：最初由一些关心公众事务的活跃分子（大多是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组织上对外开放，吸收各种赞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人参加；富有战斗精神，非常关注跟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不拒绝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努力在广大妇女中宣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等。
下面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组织。
第一个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性质的组织，是创建于1969年的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Saskatoon Women's Liberation)。创建者是一些主张全体妇女平等的左翼女工。该组织一直存在到1981年，是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同其他妇女组织有广泛的联系，它关注众多的妇女问题，经常猛烈抨击政府行为。例如，1975年5月，该组织在渥太华召开磋商会议，讨论即将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会的议题。该组织指出：“我们想要提醒大众注意的是，对于妇女运动屡次提出的问题来说，政府关于国际妇女年会的计划无异于一场闹剧。……政府无意对妇女所受的压迫做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如此尖锐的批评，深受左翼妇女的欢迎。
1977年10月14日，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形势报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解放妇女才能建成。”该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活动。它有四条成员守则，其一是：“成员必须熟读本组织的所有文件，即便私下不同意，公开场合也必须支持这些立场。”这个原则保证了该组织即使内部观点分歧，也能对外保持一致，从而增强了力量。
第二个也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是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Committee，Toronto），它隶属于妇女地位全国行动促进会（National Ac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该组织成立于1978年，缘于一个庆祝1978年国际妇女节(IWD)的计划。在一系列国际妇女节的评价会议上，许多妇女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把庆祝活动上所讨论的许多观点付诸实践的组织。1979年春夏两季，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力图明确其政纲和策略，最后决定采取联合的基本形式，自我定位为一个包含多个妇女政治流派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父权制的组织。在它的《团结纲要》（Basis of Unity）中，这个组织阐明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立场：“我们主张妇女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心理和文化等方面获得完全解放。我们以公开声明的形式反对妇女所受的压迫。……我们发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妇女的解放必须借助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深刻而激烈的变革才能完成。……另外，在斗争中，我们不能把加拿大政府视为中立的旁观者。……必须把政府看做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
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的斗争策略包括：推动多伦多各个妇女组织的联合；把妇女的联合视为超越一切的首要任务；推动女同性恋者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同这个组织的一体化。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个组织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斗争目标。
该组织吸引了许多来自其他左派组织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求变的女性组织——加拿大当代妇女运动》一书的三位作者南希·亚当森、琳达·布利斯金、玛格丽特·麦克斐尔就是这种典型。“1980年初期，我们三人同时来到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我们来自妇女运动的三个不同背景：托派左翼，蒙特利尔左翼，多伦多女同性恋者社团。我们都致力于把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建成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使其功能更开放，而不仅仅是左派组织。”
第三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与工会和其他组织结盟并获得扩大的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Saskatchewan Working Women）。
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在1979年9月成立之后，向所有妇女开放，其成员包括“所有赞同组织的工会和非工会人员，有薪和无薪的人员。”它在萨斯卡通、里贾纳、斯威夫特卡伦特和阿尔伯特王子城设有四个分部，影响了加拿大从西到东的几大城市。到1980年，发展了150名成员。它的活动包括：支持女工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关注日托问题，要求政府开办足够多的托幼机构，给予有子女的妇女母亲津贴；鼓励雇用妇女和残疾人的企业行动；结束对有子女人员在工作单位所受的歧视等。1980~1981年，负责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的主席丹尼思·科利（Denise Kouri）总结了该组织的政纲：“……我们相信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变革十分重要。我们清楚，政府并不想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并未把劳动妇女的问题严格地等同妇女就业问题，但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到妇女在家庭和社会整体中的地位这一背景下进行考虑。”
在这些组织的支持下，加拿大女性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取得了胜利。
1978年，在安大略的弗莱克（Fleck）罢工事件中，警察局动用了500名警察，支出了200万加元的费用，120名罢工工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坚持斗争六个月，抵制住了种种破坏罢工的行为，最终赢得了反对弗莱克制造业限制的胜利。
在这次罢工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子与工会组织联合起来，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工会活动分子马洛尼（Heather Jon Maroney）在一篇文章中强调说：“……妇女在罢工中富有战斗性的行为，是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劳务分工的真实挑战。在弗莱克罢工中，罢工工人明确地把这些挑战联系在一起。……她们得到的教训是，在合适的政治条件下，妇女的自觉组织将会在斗争中使女性主义意识和行动激进化、自觉化、扩大化。”
在男子举行罢工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子还积极动员他们的妻子组成支持罢工的后援组织，以提高妇女的整体觉悟。1978年在萨德伯利（Sudbury）罢工中，罢工者的自愿者组织——妻子后援会(Wives Supporting the Strike)，就是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