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视台标是一个简单流畅的椭圆形轮廓，仿佛信手一挥而就，既有丝带般的飘逸灵动，又透着行止有度的工整严谨。奇妙的是留白处形成鱼的形状，而若视线停留于中间空白处，又会发现那是一个米粒。鱼和米的造型，既象征着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湖南，也暗含了湖南卫视有“鱼”有“米”的吉祥寓意。
16.1改革小组：魏氏别动队
几乎就在组建经济电视台的同时，魏文彬启动了湖南电视台的上星工程。所谓上星工程，实际上是魏文彬以上星为“借口”在湖南电视台展开的一轮系统性的机制改革。
当欧阳常林奉命率领一支精锐小分队冲出老台旧体制的束缚去开辟一片新大陆的时候，老台也有一支“别动队”以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两支队伍亦敌亦友，遥相呼应，共同开启了湖南电视的变革大幕。
这是魏文彬双管齐下的改革战略：创办一个新频道，改造一个旧频道，用新频道的创办来带动旧频道的改造。他多次强调，创办经济电视台并不是简单地在数量上增加一套，而是要用一个新的班子、新的机制、新的队伍、新的政策办一套新的节目，这套新节目要在长沙、在湖南遥遥领先，把老台好好刺激一下，弄得他们坐立不安，再迎头赶上，反过来，又让新台坐不住，这样形成良性循环。
最初，让魏文彬感到坐立不安的是，老台的同志们很能坐得住。
当时，湖南电视台的状况不尽如人意，屏幕上充斥着制作粗劣的武术学校和家畜饲料广告，频道形象被人概括为“喊打喊杀，养鸡养鸭”，还有的观众来信称其为“化肥电视台”、“饲料电视台”。魏文彬在大会小会上大声疾呼，上星到底怎么上？就现在这个样子上？小气，土气，俗气，跑到全国人民面前去“现宝气”。跑出去丢这个丑，还要花费巨额资金——建卫星上行站，租用卫星转发器，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结果，底下传上来这样一种回应：既然这样，那就不要上星算了。这就是老台在旧体制之中运行25年之久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和可怕的惰性。在这种情况下，魏文彬使出了他那“没书对”的招数。创办经视时启用科级干部欧阳常林来做“道长”，被称做魏文彬“一辈子最大胆的一次用人”，老台“别动队”的组成，更加让人目瞪口呆。“别动队”要员之一刘沙白称：“魏老板的搞法没书对。”
“没书对”是长沙方言，意思类同于“不按常理出牌”，不过表达更加简洁有力，透露出当地民风中的“尚书”精神，意指行事出人意表，不循常理，“史无前例”，无“书”可“对”。
在一次上星动员大会上，魏老板突然宣布，老台上星，必须要搞“形象革命”，决不能把一个“喊打喊杀，养鸡养鸭”的频道送上卫星，老台改革就从频道包装开始突破，即刻成立改革小组，改造频道。
改革小组由谁来搞？自由报名，当场举手，谁愿意搞就让谁搞。
刘沙白回忆说：“魏老板一声令下，全场鸦雀无声。我当时感到魏老板的视线扫过来，停在我这里，他那么一盯，我就不由自主地把手举起来了。我那时算是‘少壮派’中的一个，改革的冲动还是比较强烈的。”
好几个人陆续举起手来。清一色的“少壮派”，都是台里平时有些专业追求的业务骨干。在此基础上，魏老板又亲自点了几员将——他当然看得出来，有些人明显有参与的冲动但由于职位不高不敢“造次”。
魏文彬说：“沙白，你第一个举手，你就牵头来搞这个事。”
刘沙白说：“老板，这个事最好是由刘惠东来牵头，他是大家公认专业感觉最好的人，频道改造必须有他。他如果在场，一定会比我先举手。”
魏文彬这才注意到刘惠东不在现场：“对呀，惠东呢？惠东为什么不在？”
刘惠东时年35岁，职务是新闻部副主任。虽然出差在外不曾参会，但仍被缺席指定为改革小组的组长。最后“入围”者共计11人，另外10人包括5位部门副主任和5位栏目制片人（计财部副主任胡卫箭、办公室副主任彭益、专题部副主任刘沙白、文艺部副主任彭健、电视剧部副主任孙卓，栏目制片人汪炳文、施华耕、贺大明、杨亚军、李祖仕）。
这个半自发组成、没有任何名分的特别小组直接受命于厅长兼台长的魏文彬，后来实际上担负起了全台机制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一度成为台务会之外的另一个“小政权”，虽然“非法”，磨难颇多，工作却卓有成效。
刘沙白说，实际上改革小组后来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组织，陆续有其他同样富于改革冲动的年轻人主动参与进来，找资料，写方案，搞策划，出点子，任劳任怨地加班加点，充满激情地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无人计较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有地方释放激情就是他们的幸福。
16.2“非法小政权”的艰难行动
多年以后，刘惠东回忆说：“刘沙白说的对，魏老板的搞法没书对。改革一般分为两种，要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么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可是湖南台上星之前的这次改革，两种都不好算。你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吧，改革其实是老魏自己发起的；你说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吧，那应该由全台最高权力机关台务会来运作，可是老魏根本没开台务会，直接从下面抽了几个年轻人来做改革方案，改革小组是在老魏的倡议下半自发地组成的。最后这次改革居然成了湖南台历史上动作最大的一次改革，几乎所有的部室主任都换了，全台十几个部室合并为6个中心，那要冲击到多少干部啊。”
作为一个并无任何名分的临时机构，或者说一个“非法政权”，改革小组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几个魏老板的“小红人”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民公敌”，大家都提防着他们来动自己的“奶酪”。改革小组要做改革方案，必须要对全台各个部门的运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但是阻力很大，有些部门水泼不进。台里多的是级别比他们高、资历比他们老的人，阴阳怪气者有之，讽刺挖苦者有之，直言相斥者有之，不理不睬者有之。
这些年轻人才气十足，傲气十足，也就难免刚性十足，韧性不足，对于压力和委屈的耐受度不足。有一次，这些年轻的“改革派”在与“保守派”交锋的过程中败下阵来，个别台领导和一些老同志既做刁难的事，也说难听的话，闹到魏老板那里，魏老板却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派。年轻的“改革派”们百般委屈涌上心头，千斤傲骨铮铮作响，万丈雄心灰飞烟灭，十来个人共同起草了一封信，集体签名，而后集体跑到魏老板的家里，集体强调了一个意思：如果魏老板不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改革小组的工作，改革小组就将作鸟兽散。
魏文彬对齐齐找上门去撂挑子的年轻人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如果连你们都不想搞了，这个台还搞得下去吗？”另一句是：“改革需要所有人共同承受，让我们共同承受吧。”
“让我们共同承受。”多年以后，在2002年以“整合”为主题的第二轮改革中，魏文彬又说了一遍这句话。多年以后，刘惠东说：“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的我们还年轻，政治上还很不成熟，对老魏的苦衷、对他的策略理解得还很不透彻。”
响鼓无须重锤。这些年轻人明白，作为改革的发起者，老魏承受了最大的那一部分压力。退出魏家，他们继续顶风前进。
当改革小组在老台艰难前行的时候，欧阳常林所率领的一列轻骑由于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不受老台保守势力的干扰，轻装前进，进展神速，已有崛起之势。这对老台的改革小组是个有力的“场外支援”。经视的成功，对于老台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给老台带来巨大压力的方式给老台输送着改革的动力，同时又以先锋性的探索为老台的改革提供着可资借鉴的经验。在老台“改革派”与“保守派”明里暗里的冲突中，经视有时是“改革派”向“保守派”发起进攻的矛，有时又是“改革派”用以抵挡“保守派”进攻的盾。“改革派”常常采取的说辞是：“经视已经这么做了，事实证明效果不错！”或者是：“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经视又会抢在我们前头。”
1996年6月，改革小组运作一年半以后，离上星还有半年之际，湖南电视台终于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一次“乾坤大挪移”，十几个部室撤并成为6大中心，绝大多数老的部室主任“荣升”或者“荣休”，6大中心换上了清一色的“少壮派”。魏老板毫不动摇的改革意志保障了改革小组的改革设想基本实现，其基本架构延续至今。新架构的核心在于弱化了“台”的观念，强化了“频道”的观念，一切的设置都要有利于频道的高效运转。改革小组认为，“台”观念是行政机关思维的反映，“频道”观念则意味着专业化的操作、企业化的运作。频道是台与受众、与市场对接的平台，台的经营首先应是频道的经营。上星之前的这场改革后来被视做湖南电视现代化的开端，其动作之大用力之猛称得上伤筋动骨，所起到的作用则是脱胎换骨。
改革小组这个“非法小政权”在完成了制订改革方案这一轮历史使命之后，其骨干成员分头进入各大中心，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成为合法的“实权派”，开始全面实施改革方案，以崭新的思路来打造一个卫星频道。
16.3改革小组长发配总编室
1996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改革小组长刘惠东接到魏老板要他去总编室任职的电话时，他正站在一个高处想问题。他住在宿舍区一栋的顶层，可以很方便地上到楼顶，那里人迹罕至，他常常一个人在这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俯瞰电视台小小的院子。
他当时所想的问题不是总编室的问题，而是新闻中心的问题。当时改革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十几个部室将撤并成为6大中心，刘惠东是新闻中心主任的热门人选。他精通新闻业务，时任新闻部副主任。新闻是全台的重中之重，他当新闻中心主任既是众望所归，也符合他个人的理想与意愿。
魏老板的电话开门见山：“惠东，你到总编室去，怎么样？”
刘惠东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脱口一句：“老板，我还是搞新闻吧，总编室的业务我不懂。”
魏文彬说了一句绕口令般的话：“你说你不懂，我说我也不懂，可是有一条我懂，说自己懂的人其实也不一定懂。”
魏老板的绕口令让刘惠东忍不住笑了起来。魏老板自己也跟着笑起来。颇有一些善良的人很同情刘惠东的“遭遇”，觉得他身为改革的先锋，在改革成功之际却被“发配”到“二流”部门任职，成了改革过程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讨厌改革小组的“保守派”中，甚至有人幸灾乐祸。人人都以为他“屈就”总编室主任一职相当于遭到了“贬谪”。
总编室当时的职能之弱，地位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的总编室，被人戏称为“端盘子的姑娘”。由于全台实施以部门为单位的条块化管理，频道实施以栏目为单位的切割式“经营”，总编室的职能就是把来自各个部门的各档节目“汇总”起来，“串编”一下，一盘子端到播出线，此外几乎别无作为。总编室的职能弱小至此，湖南电视台等于没有一个核心部门来对频道的整体形象负责，频道因此呈现为被栏目和广告简单切割的状态，像一块一块的自留地，由着各个栏目东一块西一块种满各种各样的庄稼，说不定还围着各式各样的篱笆，完全没有统一的章法。所以魏文彬曾经说：“街道有脏乱差，频道也有脏乱差。我一想起这个频道上了星，别人会说你们湖南的街道脏乱差，频道也脏乱差，背上就会出冷汗。”
魏老板突然把刘惠东派往总编室，据他自己说是“灵机一动”。在讨论全台机构改革的方案时，作为改革小组长的刘惠东有两个关于加强总编室职能的提议引起了魏文彬的高度重视。其一是将播出科成建制划归总编室，其二是在总编室成立收视研究科。显然这是强化总编室职能的两个“撒手锏”，控制播出线有利于总编室对频道进行宏观管理，上星之前的频道改造非常需要加强总编室对于播出线的控制能力；收视研究旨在建立节目评价体系，为奖优罚劣提供标准，一旦成功，总编室将真正拥有指导全频道生产的权威。
魏文彬清楚地知道，并不是所有合理的改革方案都能完美地实现。于是他“灵机一动”：让提出这个方案的人自己去实施这个方案。
魏老板对刘惠东说了两句话：“如果你去了总编室，它还是这么弱，那就说明我用错了人。”“如果你去了总编室，它还是这么弱，那就说明你们改革小组做的改革方案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这两句话是支持，也是逼迫；是激将，更是寄予厚望。刘惠东别无选择，必须以最强硬的姿态来打造一个最强势的总编室。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惠东后来人称湖南电视台“史上最牛”的总编室主任——这是一个微妙的说法，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有些人是真心的钦服，在另一些人却可能是咬牙切齿的愤恨——刘惠东一度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来打造一个中国最规范的频道，他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对任何扰乱频道秩序的人与事，都毫不留情地打击与制裁。他的“撒手锏”，正是他当初提议划归总编室的播出线。那段时间，只有三个人指挥得动播出线，一厅之长魏文彬、一台之长曾凡安和总编室主任刘惠东，其他任何人打电话到播出线试图干预播出编排，都遭到客气而坚决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