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封建遗少最好不过的比喻。一家之长的郑先生外表虽然“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而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在这里，这位父亲形象可以被随意打扮，戏剧性地做变形转换，其身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些“遗少”一出生就生活在享乐之中，少年时代富裕的生活，致使他们的生活能力被弱化，当时代的变迁把他们抛出旧有的生活轨道之后，他们缺乏立足现实的能力，只有继续在物欲享乐的轨道上滑行。“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但没钱居多，就只好在家里儿女生之不已。末世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每一个人，惶恐不安渗透每一个心灵。所以，对郑先生来说，尽管破败和衰朽已经是实际的生活状态，但他一旦手头宽裕了些，就会带着全家坐了汽车去看电影，大肆挥霍，“要什么给买什么”，从不精打细算。“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坐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既无家长的尊严，也无丈夫、父亲的责任。
《到底是上海人》中谈到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中的白与胖时，把上海人与香港人、广东人、印度人、马来人作了比较，然后比喻说：
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张爱玲对上海人倾注了全部的好感，即使是对上海人的坏，她也有充足的开脱理由：“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玫瑰是振保的初恋情人，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以至于他“把以后的女人都比作玫瑰”。虽然玫瑰的母亲是一位广东女子，父亲也在南中国多年，但玫瑰“比任何英国人还要英国化”，“是个没遮拦的人，谁都可以在她身上捞一把”。对她的装扮，作品有这样的描写：
她的短裙子在膝盖上面就完了，露出一双轻巧的腿，精致得像橱窗里的木腿，皮色也像刨光油过的木头。
因此在振保看来，“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
五、引申意义上使用广告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拾取人生细枝末节的碎片加以重新组合并拼接的作家，因此，无论何种叙事主题，“在她都可以化作寻常生活的影像来加以描述，并在重新描述中改变一些人生原有的定论”。
《鸿鸾禧》中，娄嚣伯从银行里回来后，靠在沙发上翻看旧的《老爷》杂志，看到了上面的广告：
美国人真会做广告。汽车顶上永远浮着那样轻巧的一片窝心的小白云。“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
再一眼，看见了桌面的玻璃下压着的娄太太为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做鞋子的一只玫瑰红鞋面，“平金的花朵在灯光下闪烁着，觉得他的书和他的财富突然打成一片了，有一种清华气象，是读书人的得志。”但娄太太受不了他的话，顶撞了他后，一向有意让着太太的他便“有点不耐烦，杂志上光滑华美的广告和眼面前的财富截然分为两起，书上归书上，家归家。”以致“娘姨请他去洗澡，他站起身来，身上的杂志扑通滚下地去，他也不去拾它就走了。”而娄太太呢？她想帮助女儿、关心女儿，却不知该如何去帮助女儿、关怀女儿。就是对于独生儿子的婚礼，她也插不上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为儿媳绣花鞋，却被家人耻笑。她虚张声势，故意当着人顶撞娄先生，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娄嚣伯、娄太太这对“配错了的夫妻”，没有真情，有的是做戏，婚姻关系靠不住，夫妻关系不堪一击。娄太太常常故意对丈夫凶悍，不过是想让旁人知道丈夫对她是既爱又怕。
《年青的时候》里，潘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臆想中的女郎是个外国人，因为：
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
他们不像电影中的人那么坏，也不像电影中的人那么好。他父亲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那样，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不至于讨厌；母亲是个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但并没有电影上的母亲那样，有了不遂心的事，就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闲下来就听绍兴戏，搓麻将；弟妹们脏、惫懒、懂事，让他看不上眼。潘汝良周围的人是如此平常，所以他虽然爱国，却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在自己的书上画满了外国女郎的侧影一模一样的一个俄国女郎沁西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有机会走进了他一直憧憬的外国人的世界。然而，这个他臆想中的女郎沁西亚并不像电影中的外国人一样，尽管“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像奖学金，像足球赛，像德国牌子的脚踏车，像新文学”，她却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少女，吃着简便的午餐，疲沓，毫无情趣可言。沁西亚周围的外国人和在潘汝良周围的中国人一样，也让人看不上眼的。
不知如何是好的汝良在微雨的傍晚搭电车从学校回家，在车上翻阅那本成天不离身的德文语言教科书。汝良与教科书的对话，点出了他与所憧憬的异国女子之间的距离。而语言教科书原本是为沟通不同国籍、人种而设的，但里面的内容荒谬而僵化：
汝良知道，他对于他父亲的谴责，就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对于体面方面不甚注意。儿子就有权利干涉他，上头自然还有太太，还有社会。教科书上就有这样的话：“怎么这样慢呢？怎么这样急促呢？叫你去，为什么不去？叫你来，为什么不就来？你为什么打人家？你为什么骂人家？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样子做？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规矩？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正当？”教科书又怆然告诫自己：“不论什么事，总不可以大意。不论什么事，总不能称自己的心意的。”汝良将手按在书上，一抬头，正看见细雨的车窗外，电影广告牌上偌大的三个字：“自由魂”。
《自由魂》是张爱玲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评论过的一部影片。作者用广告语道出了人物的心愿。“自由魂”，电影广告为青年人勾勒了理想的幸福生活的情景，而现实却是如此不堪。汝良的爱是一个梦，是年轻人常做的一个梦。在这里，现实人生和电影广告所昭示的理想人生的相遇形成了不动声色的反讽语境，很显然，张爱玲并不是要标举“自由”的信念。电影广告上打出的自由魂，与其说它是在嘲讽现实，不如说它在被无法拒绝的现实所嘲笑。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真正谈京戏的地方不多，谈得也不内行，作者自己也承认“对于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所以，文章谈到《玉堂春》这个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时，作者写道：
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
京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张爱玲不过是“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文中提到的几出京戏，多是社会上流传甚广，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老戏。张爱玲之所以选它们，是因为这些老戏“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人性和民族心理”，她能“在观众司空见惯的事实中常常看出事物的另一面”。
《走！走到楼上去！》里，作者因对自己编的一出戏里有“走！走到楼上去！”一段很是喜欢，便有了下面的议论：
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阖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
“五四”以后，娜拉是许多女性仿效的榜样。17岁时，张爱玲从被禁闭的“父亲的家”逃出来，走进了“母亲的家”，而母亲“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毁了我的爱”，张爱玲感到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太阳底下”。当年的出逃给她最终的现实感受是“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在张爱玲看来，女性的不健全有女性固有的心理痼疾在作祟，在《谈女人》中，她分析了女性何以受制于男性的原因：“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没有女性对自身传统意识的根本扬弃和批判，妇女解放只能流于标语口号，停留在表面，而最终会被深层的传统意识所窒息”。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提出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鲁迅先生看来，娜拉走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张爱玲对“娜拉”出走问题的思索延续了鲁迅先生的主张，中国式的“娜拉戏”中女性“出走”的结局，只能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妇女解放，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口号，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而已。
《银宫就学记》评论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渔家女》，道出的却是中国式教育的荒谬。在论及剧中的美术家教恋人渔家女书时，作品写道：
在通俗的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孩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了聘了，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志向，因为她是个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
虽然美术家也是个时代青年，张爱玲却一眼洞察了他骨子里的“中国人的脾气”：“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因此，自称“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的美术家不过是借了编导“稀有的甜静的风格”，提前（年纪轻轻）温习了中国多少代读书人的桃色梦。评说一石二鸟，既抖落了中国读书人的恶习，又挖苦了编导。
《私语》既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也是了解张爱玲生平的重要文献资料。在《私语》中，张爱玲包含辛酸追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写到最后，她感到“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于是，她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了毛毛的黄月亮，文章用下面一段话结尾：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卖馄饨的梆子敲出的“托，托，托，托”的推销声响，寄托了多少人的心思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