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价值广告是文化空间最为强大的符号系统之一，是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相对于小说，电视肥皂剧乃至一首抒情歌曲，广告是一种微型叙事”。但这种叙事与文学艺术的模仿叙事不同，它是一种现实叙事——不但不能拒绝现实，而且必须融入现实。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广告与现实是同源的，广告就是现实的进一步展开。“广告的世界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合理延伸，二者形成了共谋的关系”。而“人间味”是张爱玲取舍艺术的标准。张爱玲正是抱着这种态度创造出了“张爱玲体”，传递着与现实生活进程同步的多元经验，引领读者透过絮语性的故事去感知生活的世界。她作品中的广告，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叙事过程和文本世界的架构，扮演着实物指事的角色。在作者有条不紊的精心调控下，这些广告尽职尽责地传递着经验或信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沪港洋场社会的标识。“张爱玲的价值在于她以她独特的话语形式，讲述了新旧更替的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沪港洋场，百万人海中的苍凉梦魇，以超人才华写出了生逢乱世的绝世凄凉，提升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格，为现代都市文学提供了真正的灵魂，为观照人类存在提供了一种历史维度”。
“广告已成为现代都市的某种象征。特别是夜晚，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构成了广告的世界，每个城市都像发着高烧，灯火明灭，放肆而绚丽”。张爱玲以她的绝世才华，开启了一扇“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而象征着现代都市的广告，正是摇曳于这扇窗口的欲望之旗，时代、国家、革命的一切大题目都掩映在这代表着都市文化的放肆而绚丽广告景观中，或显性或隐性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傅雷在他名重一时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写道：
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要压瘪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无需更改和修正，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洋场世界，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就诞生在这样的都市背景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西合璧、西风东渐的“东方巴黎”，人们的意识开放，追求新潮，来自海外的许多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街道上林立的广告牌，家家户户挂着的美女月份牌，密密麻麻印着广告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时时处处都在传递着广告的讯息，人们与广告密不可分。广告是当时上海都市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上海的现代性和都市性，映照着洋场世界的社会文化价值。
一、华洋杂处的洋场文化
上海开埠以后，成为了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各地移民的到来，又加剧了文化的多元和复杂化程度。洋场东西文化丰富、混杂的特色，就像张爱玲在敲开文坛之门的首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开篇描写的那样：“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它一面是上层阶级刻意模仿的西方生活，一面又无法褪去殖民地式的东方色彩。洋场租界里人们的生活是驳杂的，没有主打的基调，他们把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中国、士大夫趣味和时尚阅读，打碎后糅杂在个人的生活里，显得丰富多彩而又不伦不类。张爱玲成长于上海租界，在香港求学并经历了港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并存。这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窗口，也是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对立、竞争、融合之场所，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相碰撞、相交会的场所。在张爱玲写作并成名的年代，上海经过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物质扩张后，已经崛起为中国的贸易、金融、生产、消费和娱乐中心，并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都市。它的日常生活同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关，它的生活品位和步伐紧跟西方大都市。
但是，上海这个洋化的都市始终未全盘洋化，传统习俗仍然在不少方面保留着，在现代化的外壳下它集中了中国旧社会的种种社会恶习和社会病态。对这种上海都市景致，李岩炜有过非常精彩的归纳，它“是弄堂、舞厅、电影院、百货公司、时髦丽人、小报记者、叫花子和三轮车夫、画刊上的时装和广告、留声机里的靡靡之音、有轨电车错综复杂的电线纹路、七十二家房客的家长里短、亭子间里的男女私情、文艺青年的激进理想和浪漫小说、娘姨的苏州话和二房东的宁波腔、旗袍的长长短短争奇斗艳……夜晚的霓虹灯成街成片地闪烁起来，照亮了半个上海滩”，“有惊悸、有伤痛、有反抗、有激奋、也有沉默，而公寓洋房和石库门亭子间灶披间的日常生活似乎仍是安稳恬静的家庭生活，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里依然是琳琅满目，国际饭店的晚餐时刻依然觥筹交错，大光明影戏院里依然在上演着美国好莱坞的爱情片，沙利文和DDS的咖啡也依然香浓醇厚”。张爱玲着力描绘了这种都市生活，但她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也没有像“新感觉派”作家那样去呈现一个现代声、光、色的“奇幻”世界，她“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诚如赵园在《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一文中指出：“构成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矛盾的，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新’与‘旧’（因为其中并无所谓‘新’），而是资本主义性与封建性”。用张爱玲的话说，便是“犯冲”。这种“犯冲”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至服饰，到精神生活，直至婚姻关系。李欧梵说：“如果审视一下这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物质文化‘征候学’所营建且控驭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轮廓可以再次借着杂志中的广告而被描画出来”。
当《倾城之恋》“这个说不尽的苍凉故事”的主角白流苏乘渡轮由沪抵港时，她以自己最直接的感受传达了这种矛盾：香港码头巨型的广告牌在海水中的倒影，有“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在绿油油的海水里”，“窜上落下”，“异常热闹”地“厮杀”。出身旧式家庭的白流苏与洋场浪子范柳厚的爱情拉锯战，既是“上等的调情”，也是“近代中国强烈的封建性与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性”的冲突。他们最后因香港战事而有幸结为夫妻，把假戏做成了真的。张爱玲通过两个自私自利的渺小人物的自私的恋情，最为具象地捕获到了上海的混杂记忆。
这种华洋杂处的洋场景观也体现在《鸿銮禧》和《年轻的时候》中。《鸿銮禧》中的类器伯，在美国得过学位，“从银行里回来得很晚，回来了，急等着娘姨替他放水洗澡，先换了拖鞋，靠在沙发上休息，翻阅旧的《老爷》杂志，美国人真会做广告。汽车顶上永远浮着那样轻巧的一片窝心的小白云。‘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张小虹评价说“器伯的商品拜物，既是由抹去了劳动痕迹的广告所召唤，也是混杂了崇洋与阶级品味之心理向往”。《年轻的时候》里的汝良，是个爱国的孩子，可是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勾画出一个外国人物的侧影，因为“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这就注定了他日后爱恋的对象会是一个俄国女子沁西亚，因为“沁西亚至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像奖学金，像足球赛，像德国牌子的脚踏车，像新文学。”
“张爱玲主要的作品完全盘旋在上海租界的人物上，她为他们处理了，甚至可以说还原了一个艺术世界”。璀璨浮华的霞飞路是“十里洋场”的象征，它洋气、高雅，是当时上海的商业中心。在这里，除了耳熟能详的老字号，便是最名贵的高档时装皮草，洋货洋酒洋玩意儿。张爱玲《色，戒》里刺杀汉奸的故事就发生在霞飞路上，小说中有11处描写了霞飞路上的橱窗广告，代表洋场生活的咖啡馆、皮货店、时装店、珠宝店的橱窗广告应有尽有。在散文《道路以目》中，张爱玲不厌其烦地记录了霞飞路上的橱窗广告，并仔细回忆了四五年前隆冬的晚上自己和表姊在霞飞路上看橱窗广告的情景。触目所及，“深夜的橱窗上，铁栅栏枝枝交影，底下又现出防空的纸条，黄的，白的，透明的，在玻璃上糊成方格子，斜格子，重重叠叠，幽深如古代的窗隔与帘栊”，“店铺久已关了门，熄了灯，木制模特儿身上的皮大衣给剥去了，她光着脊梁，旋身朝里，其实大可以不必如此守礼谨严，因为即使面朝外也不至于勾起夜行人的绮思。制造得实在是因陋就简，连皮大衣外面露出的脸与手脚都一无是处”，“倒是喜欢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张着绿布帷幔，帷脚下永远有一只小狸花猫走动着，倒头大睡的时候也有”。而四五年前霞飞路上的橱窗里，“霓虹灯下，木美人的倾斜的脸，倾斜的帽子，帽子上斜吊着的羽毛”，虽然自己“既不穿洋装，就不会买帽子，也不想买，然而还是用欣羡的眼光看着，缩着脖子，两手插在袋里，用鼻尖与下颌指指点点，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白的花”。
两厢对照，张爱玲不由得感慨“近来大约是市面萧条了些，霞飞路的店面似乎大为减色。即使有往日的风光，也不见得有那种兴致罢？”日渐失去往日风光的霞飞路让她倍觉惋惜，霞飞路是怎样的一条路？而霞飞路店面的往日风光又该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霞飞路纵贯上海市中心，东起人民路，西迄凯旋路，修筑于1900年，全长近5000米，起初取名西江路。
这里原属法国租界，建筑极具法式韵味，道路两侧均种植“法国梧桐树”，一派欧陆风情。1906年，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1915年，欧战时法军将领霞飞将军率领法军在与德军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而声名显赫，当时的法租界就用霞飞的名字命名了这条街，称作霞飞路。汪伪时期曾改霞飞路为泰山路和庐山路。上海光复后的1945年10月又改为林森路。上海解放后，1950年5月25日，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为“淮海中路”。昔日的霞飞路是法租界最繁荣的商业街，路线笔直，路侧大楼和新式里弄相间，沿路店铺鳞次栉比，多卖进口高档消费品。1917年俄国革命后，很多白俄逃到上海，在这样经营起服装，又有了“小莫斯科”之称。在俄侨的带动下，各国商人纷沓而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数十家非俄侨外商企业出现在霞飞路上。华资商店也日渐增多了。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起，霞飞路即以优美、繁华和富有异国情调而享誉中外，被称为东方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中国人则称其为“罗宋大马路”。“30年代中叶，霞飞路商业街形成时，自东至西分为四段，从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至马浪路（今马当路），以华商中低档西服店为主，有的只是经营旧西服或以旧换新业务；再至马斯南路（思南路），是中外商混合经营，以时装、珠宝为特色；马斯南路至善钟路（今常熟路），是俄商为主的外侨商店集中地段，经营高档服装、鞋帽、化妆品，以及咖啡、酒吧与西餐馆。善钟路以西，除诺曼底大楼（今老武康大楼）一带有些商店外，则是住宅区。第二、第三两段街区，店面小而密，商品精又特，伴以绿树成荫的幽雅环境，是上海外侨和高收入华人购物休闲的商业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