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这个中国自古有之而得名于西方的经济——文化现象，正是中外文化在“犯冲”的洋场背景下开出的奇花异果。它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充当着现代化使者的角色，它既是现代物质文化生活最强大的表征，也是现代城市语言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丹尼尔·贝尔说过：“广告是物质商品的标志，是新生活方式的例示，是新价值观的预报”。所以人们常说通过广告，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理想。广告是现代都市的某种象征，也是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代码，或隐或显地透露着她的文化脉象和文化追求。五彩缤纷的广告描写，不仅构成了张爱玲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载了作者的某种思考和作品的主题意蕴。从广告的视角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是张爱玲研究领域中一项探索性的工作；通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还原既往的广告情境，是广告学研究中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认识张爱玲作品的都市色彩提供参考。张爱玲的作品描绘了现代都市独特的生活方式、现代都市人所面临的物质、精神生存的诸种困惑与突围。诚如戴维·M.波特所评论的，“正如不理解骑士精神就无法理解中世纪行吟诗人，不理解福音宗教就无法理解19世纪宗教复兴主义一样，不理解广告，也就无法理解现代通俗作家”。张爱玲提升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质，开拓了一条“从《海上华列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都市市民文学的传统”，留下了一幅都市生活的风俗画。广告是都市的眼睛，“如果不是灯光标牌，什么才是一个大城市的标记呢？……如果要考虑一下广告的社会影响，那么它最直接的影响（然而常常未被注意）就是改变了城市的中心面貌……广告为我们的文明贴上了‘鲜艳标签’”，“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的话》），而打上了文明“烙印”的广告会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存续而熠熠生辉。张爱玲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听市声”（《公寓生活记趣》），“市声”通常泛指街市、市肆的喧叫嚣闹之声，“除去混合于‘市声’之中的包括讨价还价之类在内的诸种‘杂声’，余下的便是各种以‘招徕消费’为功能特点的‘市声’了，亦即‘招徕市声’”。“市声”，是口头叫卖的学名，俗称“吆喝”，是最原始的广告形式，已经袭用了几千年。许子东认为，张爱玲对于都市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广告是都市语言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是现代都市背景里不可缺少的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构成了都市消费生活的现实图景，也强化着张爱玲作品的“都市色彩”，承载着深厚的都市文化底蕴。这些广告，不仅构成了张爱玲笔下都市众生消费生活的现实图景，同时也承载着深厚的都市文化底蕴，佐证着她作品的雅俗共赏的品格。
二是为探索新型的广告史料研究文本提供启示。对广告史料研究的文本，人们依据的往往是显形的纯广告文本，而存在于其他艺术形式中的隐性广告文本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其他艺术形式中的隐性广告文本也是当时的广告文本在艺术作品中的再现，但当它们以艺术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时，它们不仅具有艺术的意味，也具有广告文本的本质特征。文学产生后，很快就把广告作为了自己的描写对象，古今中外，涉及广告活动的文人及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文学在塑造自己的品格的同时，也一直在理解、描绘着广告。广告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只有数十年的历史，无论是理论的建构还是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史料的保存，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广告的先天偏见及载体收藏不便等诸多原因，致使许多鲜活的广告作品遗失。“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广告文化自然很难进入正史，这就需要我们在前人的方志、笔记、野史、诗词、绘画、小说中去挖掘，去寻珍”。即便是到了近现代，由于人们仅仅是把广告作为商业推销的一种手段，对广告文献的保存仍然失却史书留存。
因此，文学作品中存留的广告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广告史料。张爱玲一生的创作，始终以上海为描写中心，而上海是中国广告业的中心，代表了当时中国广告业的水平。她作品中的广告，正是摇曳于这扇窗口的欲望之旗，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广告情形，提供了一份形象、生动的蓝本。梁启超在论及历史研究方法时说过：“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史料。试举其例子：（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进而断言消极史料“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即属于广告史研究中的消极史料，消极史料不是浮于面上的史料，是具有隐蔽性的史料，是需要进行分析和综合后才能得出结论的史料，“用消极史料研究课题有时能获得用积极史料所无法获得的成果”。
三是揭示“张爱玲热”的文化市场根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载沉载浮，大起大落的作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作品曾经被重新挖掘和解读，引发的各种热潮为现当代中国文坛和社会增添了不少的话题。在所有的这些作家、作品热潮中，尚没有哪一股热潮像“张爱玲热”一样历久弥香。其时间之长、跨度之大、范围之广，“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奇异的文学现象”。“张爱玲热”有几次大规模的潮涌，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常态范围，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张爱玲为什么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她的被阅读领域为何如此广泛？为什么张爱玲在当下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体？除了作品本身的原因外，文化市场法则起着坚不可摧的作用。
据张爱玲的莫逆之交宋淇回忆，张爱玲用英文创作的《秧歌》在美国出版后，许多大报杂志都有佳评，尤其是《纽约时报》本身和书评专刊连评两次，《星期六文学评论》和纽约另一张大报Herald Tribune先后也刊出了极为有利的评介文章。但张爱玲都不十分在意，因为《时代》周刊迟迟没有评论，这让张爱玲一直耿耿于怀，视为遗憾。后来的一天，宋淇带回一本新出的《时代》周刊，先不告诉她，只是说要给她一个惊喜。不想张爱玲开口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了书评了？”现代文化市场有个法则，文学作品只有跻身畅销书之列才能幸免被图书市场淘汰，而要跻身于畅销书行列，势必需要权威报刊的推介。张爱玲熟知文化市场法则，是一位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作家，“张爱玲热”有着深刻的文化市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