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兴（以下简称“张”）：“旅行纪闻”这种形式，近几年在报纸和电视节目中运用较多。比如《人民日报》刊登的“民族地区纪行”、“侨乡纪行”，《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长江和运河两岸等的系列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唐蕃古道专题报道，等等。我注意到，在采用旅行纪闻这种报道形式中，您的名字出现得较多，请问，您是否有意识地在运用这种形式？
王谨（以下简称“王”）：是的。1986年我在雷州半岛走了三县一市，写了《来自雷州半岛的报告》系列篇；1987年我在青藏高原驱车2000公里，先后发表了《柴达木纪行》、《四千里路云和月》、《从拉萨到亚东》等系列篇；1988年夏，我在宁夏、新疆长途采访后，先后发表了《宁夏纪行》、《今日北疆——寻访丝绸之路北路》系列篇；1989年，我到西南云南、贵州两省采访，写了《从封闭到开放——来自云贵高原的报告》系列篇；1989年12月到泰国访问后，于1990年2月连续发表了《访泰纪闻》系列篇，等等。
张：看来您运用“旅行纪闻”这种形式已得心应手。您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形式，是不是要形成自己新闻写作的特色或风格？
王：得心应手还谈不上，倒是确实在追求个人的写作特色和风格。多年来，新闻稿件的形式单调、表现手段程式化，成为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原因之一，我们每个记者都应该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努力。如果成批记者都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新闻这块阵地就会异彩纷呈，惹人喜爱。
我之所以较多采用这种体裁，是因为旅行纪闻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它比通讯、特写在形式上显得活泼、洒脱；在笔法上具有文学色彩，感染力强；在容量上不限于写一人一事，既可综合记述新人新事，又可包括历史变革、风土人情等；在时效上，尽管不如消息、通讯，但是所反映的事实仍是新鲜的；在作用上，以其时宜性与报道主题、报道重点相协调，达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张：您讲的这些我以为也就是“旅行纪闻”的主要特点。同时，我也注意到，您把“旅行纪闻”与通讯作了比较。在谈到“旅行纪闻”时，我称为形式而您称为体裁。据我所知，在新闻体裁分类中，“旅行纪闻”被分在通讯中，一般称为风貌通讯。您是否有意要把它从通讯中分开来。
王：新闻体裁分类，在我国新闻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即使今天统一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闻事业的实践，体裁还会发生变化。按绝大多数新闻讲义的分类办法，通讯这种体裁现在的“负担”似乎太重了，包括的内容太庞杂。把“旅行纪闻”留在通讯这种体裁中不是不可以，但按其特点来讲，我认为还是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闻体裁为好。
张：这是为什么？
王：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首先从历史上看，“旅行纪闻”这种体裁并不是近年才兴起的。本世纪以来，国内外许多知名记者早就运用了。比如我国人民早就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写的《西行漫记》、《中国见闻录》，就很难说是通讯集，而是一种带有文学特色的纪闻式文体。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其中内容大都是先以“旅行纪闻”的形式在报纸上连载后，才汇编成书的。《中国的西北角》是最有“旅行纪闻”特色的。翻开书的篇目，第一篇为“成兰纪行”，第三篇为“祁连山的旅行”，第四篇为“祁连山北的旅行”；第二、第五篇尽管没有“纪行”字样，但文体仍是纪行体裁。这本书是作者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1937年7月起，对我国西北地区旅行考察的见闻合集。这次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行程2000公里，历时10个月。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广大地区，均留下了范长江的足迹。他在系列报道中对国民党统治地区政治上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同时，首次向全国人民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组“旅行纪闻”谈古论今，意趣横生，并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的领域。文中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都足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张：您谈到这里，我想起周恩来、瞿秋白也写过类似的作品。
王：是这样。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8月，曾为天津《益世报》写了大量旅欧通信，其中不少就是以纪闻形式报道了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瞿秋白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作为北京《晨报》的特约记者，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考察，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内心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这些文字在《晨报》发表后，又编辑成《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两部书出版。
张：您讲的历史原因，我认为很有说服力。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其次是从社会需要看。“旅行纪闻”这种体裁被冷落了好多年，近几年又逐渐兴盛起来。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新闻改革和受众需要都有关系。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作为受众，人们不再满足于知道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还想了解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不满足于结果式的静态报道，更希望了解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动态；也不满足于小篇幅的微观信息，还希望多侧面接受更多更宏观的信息。“旅行纪闻”这种体裁，有机地把开放形势、信息传播、新闻改革结合起来，满足了受众正在变化的需求。从报纸这张新闻纸本身来讲，它的内容就是一个“大拼盘”，稿件有长有短，有消息、有通讯、有文艺作品、有理论文章，各种体裁互相匹配，互相补充，才能色、香、味俱全，令人爱看。把“旅行纪闻”这种体裁发展起来，定会给“拼盘”增加一点色彩和味道。
张：您讲的这一点，我感到很有说服力，您认为第三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这方面可从“旅行纪闻”的特点看。“旅行纪闻”也常常叫做“××纪行”，或者“旅行纪事”等，它突出的特点是一个“行”字，无记者之行，也就无闻可言，无事可记。它是记者在行走前进中，通过自己眼、耳、鼻、身、脑的感受和思考，向受众传递信息；随着旅行的延伸，信息量在增加，印象在加深，认识在深化。“旅行纪闻”在写作方法上比较灵活，可以把旅途中各种见闻与社会变迁、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糅合在一起综合记述。因此，它较之通讯这种体裁要灵活得多。
张：这一点很重要，只有把握特点，才能把文章写好。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旅行纪闻”写好？
王：这个问题很大，咱们不妨把它分成三个方面讲：一是采访，二是写作，三是文字基本功。
张：请您先谈谈采访。
王：“旅行纪闻”，旅行是前提，纪闻是结果。纪闻写得如何，首先取决于采访。采访贯穿于旅行全过程，而且始于旅行之前。这个意思是说，在旅行采访之前，要做好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
所谓知识储备，就是通过问、看、记，掌握同某次旅行有关的多方面知识。因为“旅行纪闻”不是旅行的见闻录，而是以旅行为经，以历史和地理为纬的综合记述。没有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显然不行。
所谓思想准备，就是要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明确本次旅行采访的目的、报道的主题；还要了解所去之处在此之前的报道情况，以掌握本次采访报道的“度”，既不要炒冷饭，也不要割断历史，力求报道出新意来。
张：您的这两点，说到底是个积累资料的问题。
王：对。资料要靠平时积累，资料越多，采访和写作越主动。《人民日报》老记者商恺从1956年就积累山西省雁北地区的资料，到1963年在雁北采访写稿时，那些资料帮了大忙。旅行采访中积累资料也很重要。在旅行中随时都会有观有感，要及时记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最好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不善于做笔记，许多观感一晃而过或稍纵即逝，仅靠脑子记忆是很难记下的。
旅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大多数景致都是一掠而过，因此要善于观察。我在《访泰纪闻》的“曼谷‘第一印象’”中，有这样一段话：“早就听说曼谷是一个国际都市，但从飞机上向下鸟瞰，这里宛如一座待兴的大集镇，难得看到高大的建筑。也许机场的位置偏郊区之故，映现在笔者视野里的城市显得那么普通。三角形的斜屋顶和悬垂的屋檐尽管富有泰国特色，但建筑物大都显得低矮，缺乏气势；在建筑群中，还间而看到一片片未利用的空地。”这段文字是当飞机降落时，我留意观察的结果。
张：科学家研究后证实，人所得到的信息90％以上来自双眼，可见观察是最重要的采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