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七、八月间，我和首都9名记者从西宁到拉萨，又从拉萨到亚东，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采访。青藏之行收获颇丰，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通讯、特写、消息10余篇，计2万多字。
这次采访的实践，使我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
要有适应环境的本领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是“生命禁区”。自己的身体能行吗？我心里直打鼓。
但是，我想，既然众多官兵能在青藏高原上扎根生存下来，难道我们连一个月都不敢待？
有了吃苦和豁出去的准备，思想反而轻松多了。刚到海拔2270多米的西宁，尽管这里较之北京已缺氧10％多，倒不觉得什么，但到海拔3000多米的格尔木时，高原反应就明显了：嗓子干、胸闷、头晕。同行的两位记者先后住进了医院。为了不至于在格尔木倒下，我有意识地加强锻炼。有人说，在高原活动量不能大。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每天跑步和做早操。尽管在高原跑步气喘得厉害，但是跑完步回来觉得全身增添了力量，抗感冒能力增强了。
从格尔木向拉萨进发前，我们逐一检查了身体，我除脉搏跳动过速外，心脏未发现异常。7月16日，我们驱车跨过海拔4445米的昆仑山口，到达五道梁兵站。有一句民谣：“过了五道梁，不见爹和娘。”五道梁是考验一个人高原适应能力的关键一站。当晚在兵站夜宿，尽管由于胸闷、头晕彻夜未眠，但第二天一大早我照常到操场小跑，有意识地增加活动量和食量，所以这一天我又在车上挺过去了。7月17日，我们到达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兵站。晚上在战士宿舍里就寝，上半夜还能迷糊一阵子，但下半夜就觉得头上像箍了铁圈，疼痛难熬，加之腹部发胀，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晨起来，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上身则软绵绵的，一点劲也没有。可我还是按习惯做了慢跑步和早操。早餐尽管没有食欲，还是强制自己吃了两个馒头，然后又继续驱车上路。过了唐古拉山口，高原反应才缓解下来。
从西宁到拉萨，沿途2000公里，需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等15座大小山峰，其中3座雪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还要跨越楚玛尔河、沱沱河等大小河流45条，穿行45度以上的斜坡，天气忽雨、忽雹、忽雪。但是由于我注意在沿途加强锻炼，从而增强了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
对环境的适应，仅仅靠勇于吃苦是不够的，还需要乐观主义精神。在高原旅途中，有时行车一天看不到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一只飞鸟，但记者团的同行一路总是互相鼓励，有时还免不了互开个玩笑活跃气氛。翻过唐古拉山，我们在黑河兵站休息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相互以“高原”的“高”起头各取了一个别名，以示对这次青藏之行的纪念。记者小马是一个女同志，在翻越唐古拉山时大病一场，高原反应强烈，大家就叫她“高活”；新华社记者小陆个头较高且较瘦，大家就叫他“高杆”；我因每到一处喜欢叫上同仁到处转悠，同志们就哄笑着给我取名“高转”。还有什么“高罐”啦、“高骑”啦、“高白”啦，这些有意义的别名，一直沿用到从青藏高原返京。
想到记者的职责
在青藏高原采访，由于高原反应，人体常常感到不适。记者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完成好报道任务，就需要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
从西宁到格尔木，高原反应还不那么明显，提笔记日记还不那么困难，但是从格尔木再往前走，随着海拔的升高，高原反应使人不爱说话、食欲不振，更不愿提笔写东西了。但是记者的职责使我克服困难，多问、勤记。由于白天大多在行进的汽车中度过，靠透过车窗进行观察，记笔记有时就在颠簸的车上进行。晚上，就寝前挤时间记笔记。到唐古拉山兵站的那天晚上，天上下着冰雹，待我们顶着冰雹跑到连队食堂用完晚餐后，已是深夜11点半了，很想上床早点休息。但是想到这一天所了解的有关唐古拉山兵站官兵的生活素材有必要记下来，于是我强挺着在战士宿舍昏黄的灯下坚持把笔记写完才上床。
从拉萨到亚东，白天我们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冰凉的白开水。连续十几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更使人感到难受。吉普车翻过海拔5000多米的曲水山不久，天下起雨来，沿途的沙石公路被洪水冲成一条条小沟，加剧了汽车行进中的颠簸。天即将黑下来时，汽车要跨过浪卡县境的一条被洪水冲成的河。下车探路，只见河水汹涌，向河中投一块大石头，很快被河水冲走。一些民用车停在河岸上不敢过。怎么办？总不能在这里过夜呀？我们的司机硬是开足马力涉水过河。车驶到河中心时，突然被激流冲了一个趔趄。好险！我们坐在车上捏了一把汗。但司机随机应变调整方向盘，汽车才没有翻，继而跨过了河，直到深夜才到达中转站江孜兵站。待匆忙吃完晚饭，已到第二天凌晨1时了，疲劳和寒冷一齐袭来。我支撑着疲劳的身体，硬是把当天沿途的见闻详细地记录下来才入睡。
观察点与报道角度
在新闻同行中不乏这样的看法：随记者团采访，不容易抓到有价值的新闻，特别是不容易抓到有特色的独家新闻。
青藏采访的收获，使我对这种看法表示异议。
青藏公路从西宁到拉萨全长2000公里，坚守在沿途各个兵站的官兵们的显著特点差不多都是以苦为荣、献身高原。事实上，各个新闻单位的记者后来也大多以此为报道主题。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报道角度吗？我考虑到，青藏从无公路到柏油公路这本身就富有神话色彩；沿线兵站的官兵从住帐篷、“土窝子”到住上设有暖气、卫生间的砖瓦房，从吃干菜、罐头到吃上新鲜蔬菜，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祖国和军队的巨大变化。于是我以奋斗带来变化为主题写了《青藏线上今朝更好看》、《四千里路云和月》等通讯，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青藏公路穿过浩瀚的柴达木盆地。尽管记者团沿途并没有专题采访柴达木，而只是走访了位于盆地边缘或中间的一个农场、一个盐湖、一个市。我在随团采访这些“点”时，有意识地了解这些“点”与柴达木的相互联系，由“点”向“面”进行观察，结果写出了《柴达木纪行》系列通讯。
到西藏采访的人，大都把主要笔墨用在写拉萨上，对拉萨以外不为众人所知晓的地方写得很少。从求“新”着眼，我把观察的镜头从人们所熟悉的拉萨布达拉宫、八角街，移到人们知之甚少的地段——拉萨到亚东一线，写出了系列通讯《从拉萨到亚东》，分别载于《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通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给西藏带来的变化。由于此文发表时正值拉萨少数人挑起骚乱之时，有力地从舆论上配合了对国内外分裂西藏阴谋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