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学教授威廉·梅茨写道：“有人挖苦说，每逢三个美国人聚到一起，他们就会选出一位总统、一位副总统和一位财政部长。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一个集体的成员，而每个集体都要举行会议的。”
会议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人们相互沟通信息、达成协议、讨论问题的重要形式。作为新闻媒介，势必对会议有所反映。打开当今中外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会议新闻。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的呼声日甚，在这里，我想就会议新闻及其改革问题作一点探讨。
会议新闻的地位及其特性
会议，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商量事情的集会，古已有之。而今，随着民主趋势和信息传播的需求，会议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以至于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形式之一。
有会议然后才有会议新闻。会议新闻随着早期新闻媒介的问世应运而生。中国古代报纸《邸报》和欧洲古罗马时期的手抄新闻《每日纪闻》，都有会议新闻的记载。会议新闻发展到今天，已自成一类，有别于其他新闻。
所谓会议新闻，是对新近召开的、能引起公众兴趣的、重要会议的报道。会议新闻一般属于动态性新闻。有人往往把会议新闻同公告式新闻混为一谈，实际上，会议新闻比一般公告式新闻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会议公告”只不过是会议新闻采用的一种形式而已。会议新闻不仅反映会前、会中、会后的各种有价值的活动，而且还包括报道会议中的新闻人物。
会议新闻自成一类，不仅具有一般新闻的普遍要素，即五个W和一个H，而且还有自己独特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会议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会议召开或结束的时间；会议举行地点。除此三点外，一般还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出席情形，包括参加会议的重要人物、出席会议的总人数等；会议议程；与会者的重要发言；会议的目的或作用；会议的场面情形；会议的背景。
按照发布新闻与会议的时间关系来给会议新闻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会前报道；会中报道；会后报道。
会议是采集新闻的“富矿”之一，许多会议是记者捕捉新闻或发现新闻线索的重要源泉。日本后藤武男在他的《新闻纸研究》中描述了欧洲封建统治时期英国记者为争取报道会议的权利而同议院进行斗争的情形。在我国近代，会议报道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是黄远生、邵飘萍等知名记者仍然设法从各类会议中采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新闻。今天，我国党、政、军及各界召开的重要会议，仍然是记者们的“必争之地”。因为记者们从党、政、军召开的一些高级会议上，往往可以采集到一些带有“决策性”的新闻；从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往往可以发现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1985年6月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这条中外瞩目的重要新闻，就是记者从军委扩大会议上获悉的。又如，1986年见诸报端的披露10年前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新闻，以及中国人平均寿命的新闻，也都是记者从有关会议上采集的。
新闻常从会议中来，但是并非所有的会议都具有报道价值。写会议新闻，应选取新近召开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重要会议。通过对有价值的会议的报道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我国当今会议新闻之弊端
从以上对会议新闻的地位及其特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会议新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新闻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内在的规律。但是几十年来，我国新闻界忽视了对其规律性的研究和把握，致使实践中易受政治气候左右，一大批会议新闻背离了规律，或者禁锢在僵硬的模式之中。会议新闻的“通病”，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滥。打开报纸，重要版面上差不多每天都充斥着会议报道。许多会议带有“节令”性，它们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报道也跟着它们常年转动。我们曾就中央和省市两级报刊的会议报道情况作过一番调查，以《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为例，仅1985年3月一个月，会议报道的总条数就分别达164条和151条。
二是长。目前我们报纸常见的会议报道普遍写得偏长。一个普通的会议，本来写篇几百字的简讯就可以了，却非得拉伸到千把字。至于有“头面人物”参加的比较重要的会议，消息则更长，洋洋数千言，一登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使本来可读性就差的会议新闻更显得沉闷，令读者“望而却步”。
三是空。会议报道之所以写得长，说到底是空话、套话所致。有的会议新闻洋洋数千言，但里面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太少。往往消息前一部分列上“主席台就座”的一大串名单，加上后面“出席会议的还有”的另一串名单，就差不多占去新闻的一半篇幅。加之行文中套话充斥其间，新闻就更显得没什么具体内容。
四是公式化。目前我们不少报纸上的会议报道之所以枯燥、乏味，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写法死板、千篇一律。如果把六届政协二次会议和六届政协三次会议的开幕消息（分别载198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和198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作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两篇新闻虽时隔一年，但格式、用语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照模式填句”的新闻写法，不仅在大型会议报道中比较突出，在一般会议报道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那么会议报道中这些弊端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一是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在战争年代，我们党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展开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当时我们党公开的或地下的报刊上会议新闻较少。党执政后，处理国内外大事日益增多，会议也变得多起来。而作为党领导下的报纸，也就过多地注意报道党和政府的各种会议，突出领导人的活动，而较少地报道群众的实际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不太尊重读者的负面影响。
二是片面地理解指导性。有些同志往往认为，报纸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会议新闻中，似乎报纸报道会议越多，报纸的指导性越强。诚然，报道有价值的会议，报道领导人有指导意义的会议讲话，对指导工作是起重大作用的。但是报纸的指导性并非仅仅体现在会议报道上。新闻要影响社会生活，必须有一个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前提，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会议这个小小范围。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报纸的指导性往往被理解得比较窄，似乎所谓指导就是从上而下的灌输，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由于有这种思想支配，会议新闻往往官气十足，充满了说教味，很难吸引读者去看。而群众不爱看的东西又有什么指导性可言？
三是习惯于陈规旧习。新闻是社会生活的写真，不是死板、教条的。我国的会议新闻为什么几十年来千篇一律、写法单调，仿佛固定在一个模式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时间对重要会议的报道统得过死，缺少竞争。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统一发布。这个暂行规定在当时来说，对于统一行动、巩固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但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一暂行规定显然已不太适应需要了。但直到今天，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暂行规定仍继续发挥着作用，客观上造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会议新闻没有太多竞争，助长了某些会议记者满足现状、不求改革的思想。地方召开各类会议，各地记者或通讯员为求“稳妥”，也自然形成模仿的习惯，不求创新，照“新华体”“画瓢”，以致多年来无论是大报、小报，会议新闻千篇一律、大同小异。
会议报道中的严重弊端告诉我们：会议新闻已到了必须彻底改革的时候了，不改革就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会议新闻的改革是新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会议报道不仅是完成新闻改革的一项任务，而且对整个新闻改革将起促进作用。
会议报道改革之我见
改革就是除旧布新。改革会议报道必然要消除它的痼疾，展示出新的风貌。那么会议报道具体怎么改呢？
第一，两方面通力合作，治滥求精。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新闻的这种影响社会生活的功能就是指导作用。会议报道的指导性通常是直接而显著的。党和政府通过会议制定和贯彻一系列方针政策，布置工作，交流和推广经验，表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值得报道，并非所有的会议都具有指导作用。
一条会议新闻指导作用的大小，是由会议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决定的。比如，党和政府宣布某项重大决策的会议，有关部门研究来自群众中的实际问题的会议，就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报纸有责任认真组织报道。而有些带“时令性”的会议，诸如总结会、茶话会等，会议本身并没有多少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内容，对实际工作指导作用就不大，因此无需占很多版面。
不同的会议指导性大小不同，何况新闻的指导性也并不仅仅体现在会议新闻上。改革会议新闻，治滥求精，不仅有一个从理论上正确理解新闻指导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在实际工作中两方面如何通力合作的问题。所谓两方面，一是指各级领导部门要尊重新闻单位依据新闻规律处理会议报道，不要把会议是否报道或如何报道看成一种政治待遇，硬性指定新闻单位发几条会议新闻。过去，这方面教训不少，常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会议主持者也不看会议轻重，就预先要求记者在开幕、闭幕时均发消息，似乎会议消息发得越多，会议就显得越重要，指导性就越强，其结果是助长了无新闻价值的会议报道充斥版面的状况。1984年以来，江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党委先后就改进会议报道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不要把某一会议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看成一种政治待遇，逢会都要求见报，而应该由报社根据新闻规律自行处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在省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也表示，今后会议报道要减少，省里领导人的活动和出场，特别是上电视，要狠狠地压，要坚决刹车（见《新闻战线》1984年第10期）。各级领导的积极支持，无疑为会议报道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要克服会议报道偏多的问题，治滥求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主要方面，就是新闻单位自身要按新闻规律办事。什么样的会议应该报道，占多大版面，应由会议新闻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可是直到现在，我们的许多报纸仍是根据会议出席者的职务、地位和会议主持者的级别、头衔来决定，或是根据召开会议的单位与本报的关系来决定。
新闻单位自身不按新闻规律办事，客观上促使一些部门或单位不是想方设法请“头面人物”出席会议，就是想方设法与报社记者拉私人关系，以便为报道他们的会议开方便之门。
新闻单位要按新闻规律办事，减少会议报道，最重要的是要用新闻价值的尺度来衡量不同类型的会议。这里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质与量的关系。多年来，我们在制订大型会议，诸如人大、政协、党代会的报道计划时，往往强调报道的量，应发多少消息、通讯、照片，占多少个版，等等。结果大会期间，会议报道铺天盖地。其实，一个会议宣传影响的大小，并不仅仅在于报道的量，而关键在于报道的质。没有几篇有力量的报道，即使采用“会海淹版面”的战术，报道也是失败的。我们要从提高会议报道的质量上下工夫。
二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会议报道是刊登给广大读者看的，并不是仅给少数人看的。因此会议报道同样应从“共同兴趣”出发。对一些带有个性的会议，如专业会议、工作会议，如果没有能引起广大读者兴趣的事实，可以不发报道，至于有关会议的内容可以在与此有关的专业报纸上发表。
当然，有些带有个性的专业会议、工作会议的报道并不是一概不值得在综合性大报上刊登的，而是应该尽量选取与广大公众有关的、带“共性”的新闻事实予以报道。例如，1983年3月7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转发的塔斯社的一则报道：《青春学观点认为人应活一百岁》。尽管这是一篇带个性的学术会议的报道，但由于新华社截取带有共性的新闻事实：人体衰老与青春学的关系，就能引起广大读者——青年人乃至老年人的兴趣，使他们认识到积极的运动、合理的饮食、自行调节、戒掉不良习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长青春期、推迟衰老有重要作用。
三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了减少会议报道，对一般时令性会议如年终表彰会、联欢会可尽量不报，或能综合报的就尽量不分开多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