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新闻谈片:一个资深新闻人的采编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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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论会议新闻及其改革(2)

当然,对于这类一般性会议,也不能完全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法。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一般中又包含着特殊。对于少数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则要给相应的报道“地盘”。比如嘉奖为群众利益与罪犯搏斗的英雄人物而举行的表彰会,为海外某知名人士举行的茶话会等,这类会议本身具有新闻价值,应该认真组织报道。

现实生活中,不少新闻界同行们一谈起报上的“会海”,往往望版兴叹,认为此症难以根治。实际上,只要各级领导与新闻界同仁两个方面通力合作,是可以根治这个顽症的。例如,自1984年6月,江苏省省委批转了《新华日报》关于改进会议新闻报道的意见后,《新华日报》上的会议报道在数量上就大为减少。据统计,1984年七、八两个月,《新华日报》第一版共刊出本省会议新闻31篇(其中7月16篇,8月15篇,不含新华社播发的和快讯栏中的会议新闻),平均两天才有一篇会议新闻。而1983年的七、八月,《新华日报》一版上的会议新闻则达54篇,比改革后的会议新闻多出将近一倍。

第二,从读者需要出发,删繁就简。新闻要短,这是新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因为在有限的新闻载体上,以最快的速度向读者、听众传播更多的新信息,新闻非短不可。如果一份报纸差不多全被长篇会议报道占据了,群众需要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就会被“挤”走,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

会议报道如何短下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量体裁衣。所谓“量体”,就是“量”会议中包含多少有价值的、值得报道的内容。根据内容,写出得体的新闻。决不能本来是一个“瘦子”,硬要裁件“肥大”的衣服。我们过去有些会议新闻之所以长,是因为本来没有多少内容的会议,却硬要装腔作势,作一番官样文字。其实,装腔作势的长报道不仅吓不倒人,反而令读者望而生厌。真正吸引读者的是那些平实、简明的新闻。如1983年2月8日《四川日报》刊登的会议新闻《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就是一例:

本报讯“今后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这个问题是杨汝岱同志在中共四川省四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来的。

杨汝岱同志在谈到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方法问题时,他说,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今年起,省、地的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短新闻。作者不是采取“大而全”的会议新闻写法,而是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突出省委全会传出的最新鲜而又重要的信息——各种业务会议,书记一般不到会讲话。全文只用了130多个字,短小、精练。

又如,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开幕的消息,新华社稿件长达2000余字,而香港《大公报》仅用550字就交代了主要事实。新闻能否在报道最重要事实的前提下写得短,这也是记者的功夫。

二是提倡白描。目前我们报纸上的会议消息、通讯普遍较长的另一个原因是记者不着边际地引申。要使会议报道短下来,就应该尽力删去这些可有可无的文字,提倡客观的白描笔法。1984年5月28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李先念主席参加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的消息,就是采用了白描的写法,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请看:

本报讯李先念主席25日下午到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代表团驻地和代表们亲切交谈。当听说去年武汉暴雨之后排水问题解决不了时,他说:“水排不出去,市长要负责。”湖北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少南说:“市长是个刚刚上任的青年人。”李主席又风趣地说:“那就要老市长负责。”

从这篇报道的对象来看,作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其身份不谓不高,但这篇消息的记者、编辑却不因为人物重要就浓墨重彩、大做文章,而是寥寥精练几笔,就清楚地向读者介绍了最重要的事实,即国家主席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以及他与人民代表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篇消息尽管文字不长,但由于其简短明了、生动活泼,编排时再冠之以花边,所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讲究引述的“艺术”。目前的会议新闻,最常见的是从头至尾引述会议主持者或出席者的讲话。由于记者不注重引述的艺术,而是原文照搬,结果新闻不仅冗长,而且乏味。引述讲话的新闻如何尽量做到简明扼要,这些年有的报纸开始做了一些探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法:

1.“浓缩法”。即把长篇讲话的主要内容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在新闻里。要做到这一点,记者首先要吃透、领会讲话的主要精神实质,提炼讲话的要点,另外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夫,即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善于去掉重复累赘的句子,把长句子化为短句子。例如:1983年11月11日,中国新闻社发了一篇引述廖盖隆在南宁召开的毛泽东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的新闻。廖盖隆的报告洋洋三万余言,分为好几个部分,内容极为丰富,但记者却在400多字的篇幅里就客观地把其主要论点告之读者,并力求避免“宣传味”,可见其浓缩功夫很不一般。

2.优选法。即把讲话中最有价值的某一部分单独抽出来,用新闻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样做的好处,可以突出讲话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把握重点。作者写一篇文章,其论点有主次之分;领导人发表一篇讲话,同样有其要点。编辑领导人的讲话采取从优选择的办法,不仅可以突出要点,而且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例如,1984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新华社发布消息时没有原文照搬,而是采取摘要的方法,择取其主要的内容编写成新闻,而《人民日报》在编排时,又用黑体字在行文中突出要点。这样处理不仅简明扼要,而且读者也比较容易接受。

3.分解法。有些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因为涉及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和施政方针,需要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无可奈何其长,只能任其黑压压一大片呢?不是的。可以采取分解的方法,即根据讲话的不同内容,分别编写多条短消息。这样,不仅克服了消息过于冗长的缺点,而且每条消息都有单独的标题,可使编辑组版时编排出更引人注目的版面,吸引读者。例如,1985年3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及时按照报告的内容,编发了6条简明扼要的短新闻,从而既突出了重点,又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

第三,跳出会议程序,避虚求“实”,用事实讲话。客观地叙述事实,是新闻的基本规律。会议新闻也不例外。记者在写一条会议新闻时,重要的是交代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与会者做了什么,用事实本身的逻辑去反映会议。

目前,报纸上有些会议新闻为什么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记者没有着眼于新闻事实本身,而是局限于会议程序的圈子,求大求全。本来,有些会议议程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新的事实可言,记者却要空头议论一番。其实,会议新闻的价值并不在于会议议程本身,而在于会议披露了哪些引起读者兴趣的重要事实。这里举一个新闻界比较熟悉的例子。197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首都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涉及若干方面,其中讨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对这次会议如何报道?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开始写这篇会议新闻时,是按会议程序进行全面总结性的报道,新闻稿中写了市委常委讨论会议的若干议程,而最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则淹没在冗长的叙述中。总社的同志看了新闻稿后,着眼于最有价值的新闻事实,专门把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昭雪的内容从几千字的新闻稿中抽出来,单独编成一条200字的消息发出去。结果,《人民日报》很快在一版头条位置采用了这条消息,并加花边予以突出。这篇短消息的发表,很快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推动拨乱反正的进程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事例说明,不拘泥于会议程序、着眼于新闻事实多么重要。

事实上,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一个稍大一点的会议,往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内容复杂,议程不少。作为记者应尽量跳出会议程序的圈子,少抓或不抓可有可无的“虚”的东西,尽量多抓有价值的实打实的东西。例如,1984年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建委员会举行汇报会,听取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汇报。《北京晚报》的记者没有拘泥于整个汇报会的会议程序,也没有把汇报的内容都写入新闻中,而是提炼出与广大居民有关的诸如为居民换房、取消地面垃圾堆、治理污染源、开辟和调整新的公共电汽车路线等10件事加以报道。消息没有空话、套话,全文近400字,却在有限篇幅里传播了与北京居民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引起北京读者的极大兴趣。

新闻要求“实”,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即少用说服力不足的抽象描述。美国教授威廉·梅茨说:“不要写‘当听到……代表们都很高兴’,而写‘当听到……代表们都鼓掌表示欢迎’。”(引自威廉·梅茨《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这里的“鼓掌”是表示具体动作,而“都很高兴”则很抽象。这类抽象的描述在我们的会议报道中屡见不鲜。比如“会议充满着热烈的气氛”,“与会者心情激动”,“同志们认为……”,“大家一致表示……”,云云。但激动、热烈到底表现在哪里?同志们“说”的,大家“表示”的为什么千篇一律?这种真真假假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不真实的成分。而西方的新闻记者却很少用我们所常用的这类真真假假的套话,他们很重视通过事实来说明问题。请看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在报道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消息中的一段叙述:

正像礼宾程序要求的那样,上个星期,中国国歌在白宫南草坪上鸣奏起来了。然后,美国陆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国歌《星条旗》。在相互致辞之后,两国领导人登上一个阳台,向一千名鼓掌欢迎的来宾致意。突然,邓小平副总理一反常规,紧紧抓住卡特总统的手高高举起来。

在这段文字里,记者没有冠之以“热烈”、“隆重”等字样,但读者从记者关于事实的叙述中已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欢迎仪式的隆重、热烈。

会议新闻求实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报喜又报忧。过去我们一些报纸的会议新闻往往对会议上总结的成绩大吹大擂,对与会者反映的有关领导部门的工作缺点却避而不报。实际上,“人无完人”,一个领导部门的工作也不会完美无缺。近些年来,这种怕揭短的不正常的报道作风有所改变。例如,1985年3月召开的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既刊登了赞成的意见,也刊登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就符合客观实际。又如,沈阳市副市长武迪生1984年许诺为沈阳办15件好事,其中一件是为10万户居民供应煤气,未能全部兑现,为此他在第二年召开的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检讨。1985年4月25日新华社就这件事专门发了消息,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一篇揭短的会议新闻,然而,这篇会议新闻不仅没有给沈阳市政府丢脸,反而使读者从沈阳市政府这种自我批评的作风中产生了好感,看到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恢复。这样的客观报道,比那种只唱赞歌、极力护短的不真实的会议报道产生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四,不拘陈式俗套,写法求新。新闻要新,这个“新”表现在哪里?新闻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新,即新近;二是内容上的新,即新意。诚然,这两方面的“新”是构成新闻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作为一篇成功的新闻,仅具备这两方面的新还是不够的,还应力求新的表现角度、新的表现手法。

新闻是写给读者看的,应尽量采取吸引读者的表现形式。陈式俗套是吸引不了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它对内容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一篇新闻,如果它的内容新鲜充实,而表现形式又生动活泼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反之,尽管内容不错,但表现形式却落于俗套,就会大大影响社会效果。因此,记者写新闻应力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力求形式上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