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维多利亚丈夫的死亡是她统治时期的重要转折点。她自己觉得，随着丈夫的去世，她真实的生活也停止了。她的余生已步入晚年阶段——戏剧的尾声。而为她创作传记的作者也难以摆脱类似的感觉。在传记作者看来，维多利亚漫长的职业生涯后期存在着某个阴影。女王生命的前42年一直被大量的真实信息所包围。艾伯特的去世落下了新的帷幕。此后，此类信息只是偶尔或断断续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余的仅仅靠猜想。因此，尽管很多年以后，女王从丧夫之痛中挺过来了，但是与她前半生的传奇生活相比，这些年她的生活平淡无奇。虽然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但我们必须对这种关系感到满足。
王子的突然去世不仅仅给维多利亚女王个人带来了沉重的伤痛，这也是英国和欧洲的一个重大事件。艾伯特王子只有42岁，正常情况下，他至少可以再活30年。如果他能再活30年，那么英国政治制度的整体发展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去世时，他已经在英国公共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在政客圈中，他也被认为是国家机制必要的一部分。例如，克拉伦登勋爵认为他的去世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很大的不幸，沉痛哀悼了这位“聪敏和富有远见的王子”；他说，如果发生美国战争的话，他的这种远见将会“显得尤为可贵，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影响必定会不断增大。因为除了他的高智商和道德品质之外，他还具有这个国家其他任何一个高官所不具有的超级优势：他是永久性的。政客们来来往往，但他永远都是国家事务的中心。毫无疑问，在19世纪末，这样一个为国家事务鞠躬尽瘁，道德品质高、聪明并且将其一生奉献给政府的人必定会在年老时得到非凡的声望。在他年轻时，他就曾帮助女王在与有权有势的帕默斯顿的竞争中打了个平手，那么，到老年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做到的呢？无论是多么能干、多么受欢迎的大臣，都难敌这位德高望重、聪慧的王子！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在这样一位统治者的统治下，英国可能会变得和普鲁士一样，成为有精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精良的装备和专制的国家。最终在一位领导者——格莱斯顿或者是布莱特——领导下，国内的民主势力会集合在一起，接下来可能就是一场战争。在战争中，君主政体的基础可能会产生动摇。或者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迪斯雷利的预言会成为现实。他说，“和艾伯特一起，我们超越了我们的君主。这位德国王子已经凭借他的智慧和精力统治英国21年了，这样的事，别的君主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如果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长的话，我们就能享受到专制统治的好处了。”
英国宪法——难以形容的实体——是一个活的东西，随着人的成长而成长，根据人性微妙复杂的个性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形式，它是智慧和机会的产物。1688年，哲学家们把它塑造成我们所知道的形状，但是由于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这就使它具有了一个基本的特质——内阁与王权相互独立，内阁隶属于首相。聪慧的格雷勋爵把它从僵化和毁灭中救了出来，并且把它推上了民主的道路。接着机会又来了，女王嫁给了一位能干执著的男子，这使在它心里面静止了很多年的因素——不负责的行政权力——即将要变成它的主要的特征，并且彻底改变它的生长方向。但是机会给了什么，也就取走什么。皇夫英年早逝，而且英国的宪法丢掉了死去的肢体，继续自己的神秘，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感觉到了所发生的事情的巨大的力量，这便是男爵。他坐在科堡家里的炉火旁，忽然看见他所创造的那个建筑轰然倒塌了。艾伯特离开了，他白活了一场。即使在他最悲观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变故。维多利亚给他写了一封信安慰他，并且信誓旦旦，自己一定会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他苦笑了一下，把眼光转向炉火，他喃喃地说，自己也将随艾伯特而去——他活不了多久了。他开始沉默寡言了，他的孩子尽一切可能安慰他，但是没有用：男爵的心死了。斯托克马尔又活了18个月，之后与他的学生一起到冥界探秘了。
二
惊人的变故把维多利亚从恬静、幸福的时光拉到了黑暗的深渊。在这些变故初期，她身边的人担心她可能会失去理智，但是她坚强地挺过来了，人们发现在悲痛间歇，女王很平静。她记得，艾伯特不赞成过分流露感情，而她这一生的愿望就是决不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她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有一天，她召见了萨瑟兰公爵夫人，把她领进了艾伯特王子的房间，之后自己便趴在王子的衣服上大哭起来，恳求公爵夫人告诉她，是否有人超越过王子的美德。她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信中说，“那个出生8个月就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婴儿，现在已是一个悲痛欲绝的42岁的老妇人了！我快乐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世界抛弃了我！……哦！正当盛年，便遭摧残——目睹着我们纯洁、幸福、安静的家庭生活，就要遭受摧折了！以前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绝不会拆散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白头到老的（虽然他总说生命苦短），可这实在是太残忍了！”我们可以从女王信中的字里行间感受她的悲痛。在她的内心，是否也在怀疑，为什么上天要这么残忍地对待她呢？
不过，任何感情都在那个压倒一切的决心面前让位——在女王的余生里，她将继续尊敬、顺从和崇拜王子，绝不会改变。“我非常想重复说一件事情，”她告诉她的舅舅，“这件事我是非常坚定的、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他的希望、他的计划、他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不遵照他决定的法案和不支持他希望做的事情。”一想到在她与她的梦想之间可能会插进来什么东西，她就变得激动起来。她的舅舅想来看看她，忽然之间她想到他可能会像以前一样干涉她，会像以前一样“为她做主”。她想给他点儿暗示。她说，“我还决定，我不允许任何人——即使是我侍从中善良、忠诚的人——领导、指挥或者命令我。我知道他一定不赞成我……虽然我很虚弱，几乎要支撑不住了，一想到他的计划和希望将要被碰触和改变，或者是别人要替我决定事情，我的精神就会振奋起来。”在信的结尾，她表达了她的悲伤和对舅舅的爱。她说，她永远是他“可怜的、忠诚的孩子，女王维多利亚”。然后，她又看了看日期，这一天是12月24日。她内心一阵剧痛，匆忙写了一个附条：“这是怎样的一个圣诞节啊！我不想想它！”
起初，在她处在悲痛和混乱中时，女王根本不想接见大臣。爱丽丝公主在查尔斯·菲普斯的帮助下，尽自己的所能在中间起着联络的作用。几个星期以后，内阁大臣通过约翰·罗素勋爵向女王提议说，女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女王知道他们所说的都是正确的：艾伯特也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于是，她请来了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来到了奥斯本，他新染了胡子，穿着一件棕色的大衣和一条浅灰色的裤子，戴着一副绿手套，这给女王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然而，她开始越来越喜欢昔日的敌人了，想到政府要发生政变，她就心情焦虑。她知道，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内阁随时可能倒台，她也知道自己不能应对这样的情形。于是，在王子去世6个月以后，她给反对派领袖德比勋爵送去了一封私人信件，告诉他，她现在的身心都很不好，不能承受发生政变的折腾，要是现在的内阁倒台的话，她很有可能会因此丧命，或者是神志不清。女王的这个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当这封信送到德比勋爵的手中时，他感到很吃惊。“天呐！我没有想到她是那么喜欢内阁成员们！”
虽然她激动的情绪渐渐平息了，但是她的快乐不会再回来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都处在一成不变的忧郁中。她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了。她穿着厚厚的绉纱服，悲伤地从温莎到奥斯本，又从奥斯本到巴尔莫勒尔。她很少去首都伦敦，也拒绝参加国家庆典活动，与社会没有一点儿交往，她就像东方的统治者一样，不为臣民所知。他们可能会在底下窃窃私语，但是他们不理解。她现在做的事情和那些无意义的展示、徒劳的享受有什么区别呢？不！她致力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业，她是神圣使命的忠诚守护者。她的位置在灵堂深处的神殿里，这里只有她有权进来；在这里，她能够感受到神秘的存在；可以解释一个依然活着的灵魂所发出的指示，尽管这个解释有点儿牵强。这个，只有这个，才是她光荣而艰巨的责任。这确实是艰巨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变得更加消沉了，也越来越孤独了。她说，“我现在待在孤寂难过的绝顶。”她不止一次感到自己忍受不下去了——她在紧张的压力下就要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她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她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谨慎小心、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光荣而艰巨的责任。
现在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艾伯特生命中的原动力，变成她自己的——她必须为国家而工作，就像他那样工作。他曾经肩负的巨大的责任，现在由她来肩负了。她挑起了那副重担，步履艰难。他活着的时候，尽管她尽职尽责地工作着，但是在当时，由于有艾伯特的关心、有他的深谋远虑、有他的建议，她工作起来也会得心应手。当时只要听到他要她签署文件，她就变得非常激动。在这种情况下，她永远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愉快。但是现在却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绿色的台灯下再也看不见摆放整齐的文件和摘录了；对于复杂的问题，再也听不到简单明了的解释了；再也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了。当然，她有秘书，有查尔斯·菲普斯，有格雷将军，有托马斯·比多尔夫先生，他们都在尽职地工作。但他们都是下属，开创事业的重担和职责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我已经决定了”——她不是曾经说过吗？——“我不允许任何人领导、指挥甚至是命令我。”如果不这样，就是背叛她。她愿意在任何事情上都遵循王子的思想。她记得王子拒绝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他会亲自观察每一个细节，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对于要签署的文件，他不仅要仔细阅读，而且还做笔记。她也将这样做。她从早到晚坐在大堆文件面前，在书桌上读着写着。哎！可怜的书桌现在孤零零地放在房间里。
艾伯特去世还不到两年，一场严峻的外交纷争让维多利亚的威信受到了考验。那个已经偃旗息鼓了10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纠纷，突然之间显示了爆发战争的迹象。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复杂，难以形容。“只有三个人，”帕默斯顿说，“能够真正理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皇夫，已经死了；一个德国教授，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还有我，但是我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尽管王子已经过世了，难道他就没有留下代理执政者吗？维多利亚精神饱满地关注着这场纠纷。她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研究这件错综复杂的事情，而且在这件复杂的事情中，她有一个线索：她清楚地记得，无论什么时候讨论这个问题，艾伯特总会站到普鲁士那边。她的立场已经很明显了。她成了普鲁士的忠诚支持者。她说，这是王子的遗愿。但是她没有意识到，王子时代的普鲁士已经死了，现在一个新的普鲁士——俾斯麦的普鲁士。也许，帕默斯顿以他奇特的预感已经感知到了危险的存在，至少，他和约翰勋爵都认为，有必要支持丹麦反对普鲁士提出的要求。但是出现了严峻的意见分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内阁中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这场纠纷持续了18个月，在此期间，女王坚决反对首相和外交部长。直到最后出现了紧张的局势——英国几乎要与丹麦联手来反对普鲁士了——维多利亚的激动情绪更加强烈了。对德国的亲戚来说，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公正的态度，但是，她却向内阁大臣们发出了呼吁、抗议和忠告。她希望和平的事业。“维持欧洲和平的唯一的方法，”她写道，“就是不要帮助丹麦……女王感到很痛苦，开始神经紊乱……尽管这件事让她筋疲力尽，但是她的立场始终如一地坚定，坚决抵制任何试图把英国牵扯到疯狂无益的冲突的企图。”她说她“已经准备坚持自己的立场了”，即使外交大臣辞职，她也不会动摇。她告诉格兰维尔勋爵说，“女王被焦虑和担忧弄得精疲力竭了，她非常怀念她丈夫的帮助、提议和支持。”为了争取和平，她疲惫不堪了，“累得抬不起头了，握不住笔了”。英国并没有参战，丹麦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我们很难说，女王为了这个结局作了多少贡献。不过，大体上看，决定形势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内阁中强有力的主张和平的一派，而不是女王专横的压力。
不管如何，女王对和平事业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以后，她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看到了普鲁士的真实面目，在对奥地利发动的“七周战争”[2]中，它的图谋演绎得一清二楚。女王突然之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她现在敦促内阁要以武力加以干涉，支持奥地利。但是，她的敦促只是白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