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牙对管仲一贯的照顾、关心和爱护，管仲心里是清楚的，也非常感激他。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在分财利时，我总要多分一些，但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贪财，他体谅我家里穷，需要钱用，我曾经帮助鲍叔牙去办事，结果事没办成，但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愚蠢无能，还常常宽慰我；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罢免，但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没有才干，而是认为我没有碰上识才的君主；我曾经三次打仗，三次败逃开了小差，但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他知道我有老母在家，需要照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公子纠失败被杀，当时我和召忽都侍奉公子纠，召忽为保全气节自杀了，而我却被囚禁起来，忍受屈辱，但鲍叔牙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他知道我不羞于小节，而以功名未显扬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而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管仲说的这段话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当然问题不少，比如说，打仗开小差，怎能以家中有老母亲需要照顾为理由呢？但是，这段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本质和主流，做到量才使用。2000年前的鲍叔牙就知道这个道理，极力推荐管仲，为齐国的强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管仲被任命为上卿后，鲍叔牙心甘情愿位居管仲之下，所以，当时以及后世不仅称赞管仲的才干，而且更加称赞鲍叔牙的识才让贤。后来，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被视为知己的典型，人们常常把朋友之间的诚挚友谊称为“管鲍”。
社交是很广泛的，朋友也很广泛，大部分朋友都只是泛泛之交。能够找到“管鲍之交”的朋友，是人生一大快事，也是社交成功的表现。
面对社交刁难
晏婴（前578～前500年），尊称晏子，夷维人（今山东莱州），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
晏子奉命出使楚国。楚国君臣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门请晏子进去。晏子不进去，说：“去拜访狗国才从狗洞进，现在我出使到楚国来，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迎接宾客的人带晏子改从大门进去。
晏子上堂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7500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天就阴暗下来；一起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派遣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里去，不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不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我晏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所以只能出使到楚国来了。”
晏子又一次要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消息，就跟手下的人商量：“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现在要来，我想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手下的人回答说：“当他来到的时候，请允许我们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问：‘做什么的人？’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又问：‘犯了什么罪？’回答说：‘犯了偷窃的罪。’”
晏子到了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个官吏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楚王问：“绑着的是什么人？”小吏回答说：“是齐国的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对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窃吗？”晏子离开座位，郑重地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橘子生长在淮南是橘子，生长在淮北就变为枳子，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它们果实的味道完全不同。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吧。现在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就偷窃，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善于偷窃吗？”楚王见自己导演的闹剧落空，不由笑着说：“是不能同圣人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又一年，晏婴奉命出使吴国。清晨，晏婴穿戴整齐来到宫中等候谒见吴王。不一会儿，侍从传下令来：“天子召见。”晏婴一怔，吴王什么时候变成天子了？当时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但诸侯各国仍称周王为天子，这是他独享的称号。晏婴马上反应了过来，这是吴王在向他炫耀国威呀。于是，他见机行事，装作没听见。侍卫又高声重复，晏婴仍不予理睬。侍卫没有办法，径直走到他跟前，一字一顿地说：“天子请见。”晏婴故意装作惊诧的样子，问道：“臣受齐国国君之命，出使吴国。谁知晏婴愚笨昏聩，竟然搞错了方向，走到天子的朝廷上来了。实在抱歉。请问何处可以找到吴王？”吴王听门人禀报后，无可奈何，只得传令：“吴王请见。”晏婴听罢，立刻昂首挺胸走上前拜见吴王，并向他行了谒见诸侯时当行的礼仪。吴王本来是想利用这个办法来难为晏婴的，结果却自讨没趣，好不尴尬。然而他并没有死心，还想继续难为晏婴。他故意装作非常诚恳的样子对晏婴说：“一国之君要想长久保持国威，守住疆土，该怎么办？”晏婴不假思索地答道：“先人民，后个人；先施惠，后责罚；强不欺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不以威力搞掉别国国君，不以势众兼并他国，这是保持国威的正当办法。否则，就很危险了。”
自命不凡的吴王听完晏婴的一番慷慨陈词，再也想不出什么难题为难晏婴了。晏婴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动声色地又一次取得了出使的胜利。
还有一次，晏婴出使晋国。晋国的大夫叔向见晏婴的装束很寒酸，感到颇为不解，酒席宴上委婉地问道：“请问先生，节俭与吝啬有什么区别？”晏婴明白叔向的用意，也不动怒，认真地答道：“节俭是君子的品德，吝啬是小人的恶德。衡量财物的多寡，有计划地加以使用，富贵时没有过分地加以囤积，贫困时不向人借贷，不放纵私欲、奢侈浪费，时刻念及百姓之疾苦，这就是节俭。如果积财自享而不想到赈济百姓，即使一掷千金，也是吝啬。”叔向听了立即对其肃然起敬，不敢再以貌取人，小视晏婴了。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事情经常发生，遇到一些素质不高的人，遇到故意作对的人，我们该怎样应付这些挫折和尴尬呢？以上是青少年最熟悉的晏子的故事了。
作为被载入史册的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晏婴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该柔则柔，该刚则刚，面对大国的淫威和责难，不卑不亢，刚柔并济，一次次地化解难题，出使不受辱，一次又一次维护和捍卫了齐国的尊严，也为个人在诸侯国之间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从此，各国国君再也不敢不尊重晏子了。
不卑不亢，合情合理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总理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总理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友人送给我的。这位友人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周总理
总理的外交手段很灵活，20世纪7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我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的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大寨，并交代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你看我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得很好，然而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射向赫鲁晓夫本人。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1960年4月下旬，周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吗？”周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我国的领土。”
对方强词夺理：“时间太短了。”
周总理严肃地说：“我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我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无理的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我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说说：“我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的事迹我们已耳熟能详，他的外交智慧更是令人神往。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剑，以超人的智慧应付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周总理在谈话中有4个特点：“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周总理的口才蜚声海内外，他应变的机敏，非凡的气魄，犀利的言辞，柔中有刚，就连敌手也情不自禁地露出赞叹之词。周总理的灵活外交方式，为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地位。
刎颈之交
谭嗣同（1865~1898年）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唐才常（1867~1900年）也是清末维新派人物，也是湖南浏阳人。他们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77年，谭嗣同随曾祖父返回老家浏阳，在与亲友的交往中结识了唐才常，二人一见如故，倾谈甚是融洽。论年龄，谭嗣同比唐才常大两岁；论亲戚辈分，谭嗣同比唐才常还高一辈，可是他们却以兄弟相称。他们俩又同在当时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先生门下求学，同窗共砚，砥砺学业，从此结为“刎颈交”。
他们之间的思想和志趣极为契合。他们为了振兴农业，以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落后状况，曾购买洞庭湖区的三仙湖淤积地，取名“谭家洲”，作为以后开垦农场的准备。1895年湘东的平江、醴陵、浏阳一带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饥民号泣！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欧阳中鹄先生的支持下开办浏阳南乡煤矿，以工代赈。谭嗣同让唐才常负责办矿，他则奔走于湘鄂之间，采购粮食，广为赈济，使许多饥民得以度过灾年。
他们都极力主张维新变法，革故鼎新，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1897年，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聚集有识之士，共商国家大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唤醒民众，拯救民族危机。在共同革命生涯中，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两人的友谊更是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