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谭嗣同奉光绪皇帝的诏令，赴北京参与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形势非常严峻，谭嗣同急电唐才常到北京共商大局，以扭转维新派的不利局势。唐才常接到电报后，立即赶赴北京，不料，他刚到汉口就听说北京发生政变，谭嗣同被害，大局无可挽救。唐才常对友人的遇难，非常悲痛；对维新运动的失败，心中极其苦闷、失望。为逃避清政府的通缉，他流亡日本。
但是，唐才常很快又从彷徨失望中振作起来，决心以天下为己任，继承谭嗣同烈士遗志，担负起烈士的未竟事业。从日本回国后，他吸取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血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建立军队的必要性，开始在长江一带联系哥老会，筹备组织“自立军”。1900年7月“自立军”组成，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总机关，他自任自立军总指挥，决定同年8月9日各路同时起义。由于华侨捐款没有及时接济，自立军缺乏军费、给养，唐才常只好一再延迟起义。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侦查到了自立军的活动，先发制人，勾结帝国主义，于8月21日清晨，派兵围搜汉口各自立军机关。唐才常闻讯，像谭嗣同一样，毫不畏惧，坚坐待之。有人劝他逃走，他说：“我早已誓为国死！”不久，张之洞派兵赶到，逮捕了他。唐才常在法庭，痛斥慈禧太后的罪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让反动统治者从他身上得到一点便宜。当晚，唐才常在武昌就义。与谭嗣同被害时一样，他们同为34岁。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这是唐才常就义之前写下的诗句，实践了不惜以死酬答故友的夙愿，读来感人至深。
谭嗣同与唐才常为了变法事业，结为“刎颈交”，也是为了变法事业，他们相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了真正的“刎颈交”。
朋友有很多种，刎颈之交是古人朋友义气的表现。今天我们社会文明法制，交朋友已经不用“刎颈”了，但这种为朋友为革命挺身而出、肝胆相照的精神还是很令人敬佩的。
诤友
袁枚（1716~1798年）是清朝中期著名诗人，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小时候，袁枚家里很穷，5岁时跟在姑母身边识字听故事，初通事理，7岁正式入学，聪明勤勉过人。乾隆四年（1739年），袁枚中进士，此后，曾先后担任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的县令。后来辞官，在南京小仓山修筑“随园”，以读书、作诗、交友为乐，因此别号“随园老人”。他在诗歌理论方面有重要贡献，创性灵说，主张做诗要抒写真情，反对重格律、用典故的形式主义。他的诗歌大多抒写逸致闲情。有《小仓山文集》、《随园诗话》等著作传世。
袁枚先后在江苏、陕西当过5个县的县令，为官清正，不避权贵，从不干扰百姓，能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爱民如子，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一次，当地一位大将军家的仆人，仗势欺人，在街上打伤无辜，袁枚毫不畏惧，严惩了那位大将军的仆人，老百姓拍手称快。他所任之处留下了一连串的政绩。但是，袁枚还是觉得当县令忙于被人驱使，不能很好畅遂其意，为百姓办事，加上仕途曲折，于是他决心以文章报国，专心致力于创作，因而以回家侍奉母亲为名，辞去官职，隐居随园。
袁枚对母亲很孝顺，乐于帮助姊妹亲戚，特别是对朋友感情真挚，能坦诚相见，不忘旧友，对朋友的过错也不留情面，因此，他的朋友很多，交谊也很好。袁枚有一位很富的朋友，但是这位朋友有了钱却不会珍惜它，总是倚仗自己有钱，胡作非为，毫无顾忌，横行乡里，当地百姓深受其害，人们都怨声载道。袁枚知道了这个情况，心中很不平静，认为朋友之间不是吃喝玩乐，以酒肉相交，而应该把友情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互相帮助与关心。发现朋友有缺点时，不应无原则地一团和气，而应该帮助他改正，共同向善，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因此，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规劝这位为富不仁的朋友。
于是，袁枚就给这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劝诫他说：“钱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一个人是否富有也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如何使用它。善于用钱的人，钱虽然不多，但他除维持生活外，还能好善乐施，用余下的钱买来粮食救济穷人，积德行善，这样每一文钱都能发挥它的作用，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好处，这种人才算是真正富有；而不善于用钱的人，他的钱虽然很多，但他用钱去干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这样除了会招来妻子和仆人的怨言外，还会招灾惹祸，给自己带来不幸，这样用钱就不当了。到头来，他虽然钱很多，但每一文钱不仅没有给别人带来好处，反而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危害。其结果是钱越多，危害就越大。这种人的富有不能给自己造福，实际上还对自己有害。你现在的作为，真令我担忧啊！”
这位很富的朋友看了袁枚的信，很受震动，他由此反省自己的过失，逐渐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做一些积德行善的事情。人们都称赞袁枚对朋友的坦诚。
真正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诤友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们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坦诚相见，对朋友的缺点、错误决不粉饰，敢于力陈其弊，促其改之。诚如古人说：“砥砺岂必多，一璧胜万珉。”意思是说，交朋友不在多，贵在交诤友。如果人们能结识几个诤友，那么前进的道路上，就会少走弯路，多出成果，事业发达。然而，在各种这样的朋友中，最难结交的便是诤友……
忘年交
章太炎与邹容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志士，他们虽然相差16岁，却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为世人所传颂。
章太炎（1869~1936年），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1897年与汪康年、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一起创办《时务报》，宣传民主思想。因参加维新运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于1989年辗转台湾逃亡日本，1902年与蔡元培先生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初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邹容（1885~1905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原名绍陶，字蔚乙，四川巴县人。1902年留学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1903年春回国，在上海爱国学社写成《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是“天演之公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号召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与邹容就是在上海爱国学社相识的。两人都立志革命，志趣相同，很谈得来。邹容写好《革命军》一书后，送给章太炎看，并请他作序，这时，章太炎已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的观点很是投合。章太炎看了《革命军》之后，拍案叫好，欣然接受了邹容的请求，为《革命军》作序，并帮助他于1903年5月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章太炎又把邹容的书推荐给当时的革命报纸《苏报》，5月14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文，阐述《革命军》一书的观点。从此，二人的友谊更是深笃。章太炎当时35岁，邹容19岁，两人相约结为兄弟之谊，成了“忘年交”，立志为革命事业携手奋斗。
《革命军》一书出版，《苏报》又发表文章加以宣传，使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书影响日增。清政府非常恐慌，下令查禁《革命军》，又勾结上海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查封了《苏报》，通缉章太炎、邹容以及《苏报》负责人陈范、爱国学社负责人蔡元培。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陈蔡二人逃到国外，章太炎被捕。邹容因当时不在家，得到通报后，隐蔽在虹口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家里。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6月30日，反清斗士、革命家章太炎被捕，关在上海英国的巡捕房里，罪名是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写序言，而《革命军》这本书在清政府和英美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一本犯上作乱的书。清政府还要逮捕这书的作者邹容。
这时邹容已在友人帮助下躲起来，但当听说章太炎被捕的消息后，不愿让自己敬重的战友、老师一个人承担责任，他自动到英国巡捕房去坐牢，两人同被关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
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狱里，这一对战友、师生受尽了酷刑的摧残、人身的侮辱和苦役的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互相支持，互相激励，决心把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天，章太炎写了一首《狱中赠邹容》的诗，诗是这样写的：邹容吾小弟，披发上瀛洲（指日本）。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干粮）。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搀手，乾坤只两头。最后两句诗的意思是：即使是死的时候，我也要和你携起手来同死；天地间我们两人立志革命，扭转乾坤，挽救祖国的危亡。
这首诗给邹容很大的鼓舞，他也回了一首《狱中答西狩》（西狩即章太炎）的和诗，诗的最后四句是：一朝沦为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发汝，同兴革命军。从诗中可以看出，邹容和章太炎一样，反对腐败清政府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强。
在监狱里，他们吃的是麦麸饭，粗糙难咽，消化不了，还时常挨打。章太炎说：“我们身体都很虚弱，又不能忍受这种凌辱，肯定不能活着出去了。与其被他们凌辱而死，还不如现在以死来抗争，这样，即使死了，也还算有所作为。”邹容表示同意，但章太炎又说：“你判2年，我判2年，你又比我年轻，应该活着出去，继续为革命事业去奋斗。”邹容不赞成，抱着章太炎痛哭起来，说：“你我兄弟，情同手足，应该同生死，共患难，为了革命事业我们还是应该活下去，要死的话，我们也应该一同赴难，小弟在所不辞。”章太炎为抗议监狱当局的迫害而准备绝食，邹容不同意采取这种斗争方式，更不愿章太炎为救自己而作出这种选择，一直苦言相劝，并悉心照顾已开始绝食的章太炎。后来，在邹容的耐心劝说下，章太炎最后放弃了绝食。
他们入狱一年，同狱的500人中有160多人病死、饿死或被活活打死，由此可见他们的境况之惨！狱卒对他们的态度也与日粗暴，稍有一些不顺眼，就用棍棒乱打，或施以酷刑。章太炎先因不满狱卒欺凌，被毒打了两次，后又因给狱外写信，又被毒打3次，轻的就无法计算了。邹容也挨了不少打。他们每次挨打时，气愤不已，无法忍受这种迫害，总是以拳还击，或者夺下狱卒手中的棍棒打狱卒，每每这样，他们受到的惩罚就更惨烈。每次发生这样的事后，他们都相互照顾，相互安慰，激励对方坚持斗争。俗话说，不怕死者勇。狱卒知道他们是不怕死的人，也不敢再轻易打他们了。
邹容年少坐狱，狱卒欺侮他小，多次打他，他心里总是处于激愤之中，吃的又是些麦麸饭，饿得面黄肌瘦，多次拉肚子，于1905年正月就病倒了。他整天整天地发烧，昏昏欲睡，心里烦闷又睡不着，半夜常常自言自语，通宵达旦处于头脑不清醒状态。章太炎很着急，白天黑夜地照顾他。章太炎读过一些医书，知道邹容需吃黄连、阿胶、鸡蛋、黄汤加以调理，才可痊愈。他向监狱长提出自己为邹容治病，不允许；他又提出请医生，还是不允许。这样，邹容病了40天，1905年农历2月28日（公历4月3日）半夜，死在狱中，时年21岁。
当天晚上，章太炎照料邹容到深夜，疲惫不已，就模模糊糊地睡着了，待到天亮时，发现邹容已经去世，他悲痛欲绝，抚尸痛哭，悲彻之音，感人泪下。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也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们一起坐牢，相伴牢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没想到这位血气方刚、才华横溢、比他小16岁可爱的年轻人，却先他而去了，他怎能不声泪俱下呢！
一年后，章太炎出狱赴日本。在日本，他成立了光复会，自任会长，后又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同盟会；为革命事业战斗不息。无论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曾与自己生死与共，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邹容。为了怀念和纪念邹容这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革命志士，章太炎还先后写了《邹容传》、《赠大将军邹君墓志表》等文章，以此来激励、鞭策自己和同胞，革命到底，忠贞不渝。
忘年交：打破年龄、辈分的差异而结为朋友。毋庸置疑，青年人交上年长者这个朋友，能够从年长者的身上学到很多极为宝贵的经验，以此来弥补自己的某些缺陷与不足，丰富知识、吸收阅历，逐步使自己走向成熟，健康地成长起来；而年长者交上青年人这个朋友，也会从青年人的身上学到、看到希望的阳光沐浴，仿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找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他们通过交往、畅谈、叙说或互帮互学，做些事情，往往会消除了“代沟”的阻隔；舒畅的心情，更会让年长者的心态年轻，有效促进年长者的身心健康，益寿延年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