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交游能给人以良好的外在环境，而能否成功仍然取决自身的努力学习，所以《颜氏家训》有一篇《勉学》专谈学习的重要性。好学是颜氏一世祖颜子特有的品德，而颜氏后人将这一品德保有之、发扬之。由《颜氏家训》可以看出颜之推强调早教早学，但并不排斥晚年学习。他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于瞑目而无见者也。”今天的终身教育，之推公可谓首倡。
《颜氏家训》中有许多人生箴言值得后人借鉴，如在《名实》篇中，颜之推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可见他认为那种身不修而求名于世的人，就像面貌丑恶却要求镜子里出现美影一样，令人讨厌。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名实相符。在《涉务》篇中，颜之推要求后世子孙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不徒高谈阔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在《省事》篇中，要求后世子孙做事要有节度，肠不可太冷，腹不可太热，以仁义为节。在《止足》篇，之推公要求后世子孙，“少欲知足，为立涯限耳”。他以颜含诫子孙言为训，“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在《诫兵》篇中，他强调颜氏以儒雅起家，喜武素无成就，甚至喜武之颜氏子孙向无善终。在《养生》篇中，他告诫后世子孙，要珍惜生命、爱护生命，但又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气，所以“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这些思想至今闪烁智慧光芒。（佚名）
试论《颜氏家训》中的儒家思想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继承了传统的儒家道德学说，阐发了一套教子、治家、为人、治学的方法。
本着“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的思想，颜之推提出了教子的主张。他认为对小孩子，无论是在道德品行的培养上还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上，都应“早教，勿失机也”。他以自己少年早学能得到好的结果为例说：“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但是到了“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如果少而不教，只是一味溺爱，任意放纵，“逮于长成，终为败德”，想挽救也来不及了。
《颜氏家训》里也强调教育方法，认为教子应坚持严与慈、爱与教相统一的方法，采取刚柔相济的手段。“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子女在年幼时期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因此，周围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可见，潜移默化地熏陶同时又慎重地选择师友，使子女处在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中，也是教子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人的自身修养方面，颜之推注重慕贤修身。重才重贤是儒家的一贯主张，颜之推继承了儒家重视人才的思想，钦慕人才，“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髆心”。圣贤如此难得，因而对圣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他认为人才问题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文宣帝高洋时，靠尚书令杨遵彦维持政局，使得朝廷内外清静安宁，“各得其所，物无异议”。杨遵彦被高演杀害后，其结果则是“刑政于是衰矣”。颜之推对此感慨道：“国之存亡，系其生死。”这一认识是深刻的。
颜之推注重自身修养，主张人们应在自身完善上下工夫，《颜氏家训》中提出了“德艺周厚”的主张，这自然包含着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颜之推认为：“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
学有专长，这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自立谋生的必要前提。颜之推认为人有“上智”、“中庸”、“下愚”之分，士大夫子弟多为中庸之人，必须接受教育，这就如同当农民的就要懂得播种和收获，当商贾的要商谈货物买卖，当工匠的要精通器用制造，当艺人的要研习各种技艺，当武士的要熟悉骑马射箭一样，当文人的就应通达儒家经典。不论以什么为业，都必须勤学、好学，做一个实际有用的人。
《颜氏家训·勉学》篇提出，人的一生都应坚持学习；只要不放弃学习，就会收到效果。同时，颜之推还总结出了一系列学习方法，如“好问则裕”，切不可“闭门读书，师心自是”；学习要共同切磋，互相启发，否则就会孤陋寡闻；学习是为了“求益”，因而绝不能稍有一点知识就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等。颜之推主张学习要博，从而批评世间俗儒“不涉群书”。另一方面，他强调学习既要博更要精，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不能什么都学，却什么也不精通。
而人们读书求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修身利世，“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为学是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丰富，以达仁义之道。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古人为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完善自己的德行。今之人求学只是为了猎取功名，不符合求学的本质要求，是没有意义的。
（陈东霞）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字介，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祖在东晋时渡江，定居在建康，世善《周官》、《左传》之学。颜之推早传家学，自幼苦读，博览群书，又善属文，词情典丽，为时人所称道。12岁时，湘东王萧绎召置学生，讲授《老子》、《庄子》，颜之推便参与其间认真聆听。
在颜之推20岁之前，他还是个落拓不羁的少年，他曾说自己这段时期：“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梁武帝太清三年（549），颜之推担任湘东王萧绎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由于受当时清谈之风的影响，他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
梁文帝大宝二年（550年）时他被派驻郢州（今湖北省境内），掌书记一职。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后，以颜之推为散骑侍郎。公元544年，西魏攻江陵，城破，颜之推全家被掳。西魏大将军李穆十分器重颜之推的才干，推荐他做镇守弘农的平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身在弘农，心向梁国，当得知北齐的梁国人可以回国之后，他带领全家，乘船犯黄河洪峰之险，计划经北齐归梁，时人称其勇决。到北齐后，颜之推听说梁国大将陈霸先废帝自立，遂绝南归之志，不得已出仕北齐，始任奉朝请，侍从左右。
河清元年颜之推被任为赵州功曹参军，主持文林并主编《乡览》。他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善于属文，升为通直散骑常侍，不久领中书舍人，又改任黄门侍郎，人称颜黄门。公元557年，周兵攻陷晋阳时，齐帝任命颜之推为平原太守，防守河津。北齐灭亡后，颜之推入北周，遂任官于北周。公元581年，北周灭亡，隋朝建立，颜之推受命重编《魏书》，应隋太子杨勇之召，为学士。公元591年，颜之推病逝，享年60岁。
颜之推出身士族，受儒家礼法影响较大，也信仰佛教。他博学多才，处事机敏，因而在多个政权中任职，地位都很高。他的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著作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颜之推平生著述很多，史载有文30卷，《颜氏家训》20篇，《集灵记》20卷，《证俗音字》5卷，《训俗文字略》1卷，以及《还魂志》、《观我生赋》等。现存《颜氏家训》、《观我生赋》等，书中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作为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的主导思想是儒学，提倡仁义礼智信，遵从孔子的上智下愚不移的学说，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如”，主张对中等之人施行教育。他提倡对子女进行早期教育，甚至实行“胎教”；对子女不能一味放纵，要严格教育，勤于督训；反对父母溺爱子女。他认为青少年思想未定，容易接受熏染，因而要求他慎于交游。他特别重视学习问题，提出“多智明达”、“开心明目”，以利于行的学习目的；强调要有勤勉的学习态度，反对“优闲”，反对“高谈虚论”；主张“涉务”，注重学习经世致用的知识，增广生活经验，反对“闭门读书”，道听途说，反对学习“无益之事”。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富有意义，就是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因而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颜氏家训》一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重视。宋本“序”说：“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学优才赡，山高海深，常雌黄朝廷，品藻人物。”明嘉靖甲申博太平刻本序称其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如果加以传播，“以提身，以范俗，为今代文人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颜之推是南北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
王符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博闻多识、品行高洁，为世人所敬重。由于他不同于俗，因此终身不仕，于是隐居著书，讥评时政的得失。他不愿显扬名声，故把所著之书名为《潜夫论》。该书共36篇，其中有一部针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针对他们的职务、执掌的权力提出了不同的处世原则和方法，这些见解对我们来说仍有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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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年间曾任内阁大学士的桐城人张英，晚年写了一本名为《聪训斋语》的家训留给后代。这部书叙述了他一生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体会和经验，很为人称道，流行一时。张英的几个儿子都曾在朝廷做官，其中张廷玉在乾隆年间任内阁大学士，执掌朝政近30年。张廷玉在晚年写的《澄怀园语》中，称其父亲关于“养心”的经验，使他受益一生。这部书不仅给了张英的后代以教育，直到清朝末年，曾国藩还给他的儿子一人买了一本《聪训斋语》，让他们每天阅读。